十一月十六，巴达维亚总督府。

科恩将那份辗转送抵的《大员租借暂行约》抄本狠狠摔在地上，犹不解恨，一脚踹翻了身侧的黄铜地球仪。球仪骨碌碌滚过瓷砖地面，撞碎在墙角，世界四分五裂，非洲压在亚洲身上。

“投降！范·迪门这个懦夫！蠢猪！荷兰的耻辱！”

他的咆哮穿透厚重橡木门，候见厅里的军官们噤若寒蝉。范·迪门（参赞）垂首站在三米外，额角冷汗涔涔，一声不敢吭。

“二十一年！”科恩竖起两根手指，关节泛白，“范·迪门——他的同族，我派去镇守台湾的亲信——一炮未发，就把热兰遮城交出去了！悬挂大明龙旗！拆除炮台！缴纳地租！他以为他在做什么？做生意吗！”

范·迪门（参赞）艰难开口：“总督阁下，台湾守军仅二百余人，战舰五艘。明军主力二十三艘，新式炮舰八艘，且围而不攻、以逸待劳。范·迪门守备若拒约，城堡能守多久？巴达维亚的援军……”

“援军！”科恩猛地转身，目光如淬冰，“你是在提醒我，我的舰队在澎湖被几艘‘不明海盗船’伏击，被迫返港整补，导致台湾孤立无援、被迫投降——这是我的错？”

范·迪门（参赞）深深埋下头：“卑职不敢。”

不敢，但话已出口。

科恩像一头困兽般在室内踱步。窗外棕榈树仍在慵懒摇晃，仿佛对这个遥远前哨的沦陷无动于衷。他忽然站定，死死盯着那份摊在桌上的抄本。

“第二条……”他逐字念出，荷兰语发音像咬碎石子，“‘荷兰东印度公司承认大明对台湾全岛之主权；大明授予荷兰有限贸易权，指定大员港为合法通商口岸。’”

他抬头，眼中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恨意。

“主权。他们用这个词。他们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三日后，总督府地下室。

这里原是香料仓库，阴冷、潮湿，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胡椒与鲜血混合的奇异气味。如今改作了临时审讯室。

案板后面坐着的不是科恩——他仍不愿亲自“降尊”审问一个败军之将的使者。主审是范·迪门（参赞），陪审是三名资深商务员。

对面，是郑芝龙派来送交合约正本及首年租金的使者。

使者很年轻，二十出头，肤色黝黑，十指粗糙，一看便是水手出身。他从头到尾没有报姓名，只说：“郑将军遣某送信，某便送信。余事不知。”

荷兰人已搜过他的身。除了合约文书、一万两银元的汇票、一封郑芝龙的亲笔信，只有腰间一枚系着红绳的龙元——当兵的饷银，没什么特别。

“郑芝龙的信。”范·迪门（参赞）将翻译好的内容拍在桌上，“‘望贵公司以信义为本，遵守合约。五年后若续约顺利，大员可成南海第一良港，于贵我两利。’”

他盯着年轻使者：“他凭什么以为，我们被这样羞辱之后，还会跟他‘续约’？”

年轻使者抬起眼皮，静静看着他。

那目光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傲慢，甚至没有愤怒。像在看一堵墙、一棵树、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

“将军说，”使者开口，声音沙哑，“贵国若不守约，我国便不守约。不守约的后果，澎湖东南那片海，贵国舰队已经领教过了。”

范·迪门（参赞）脸色骤变。

那是科恩心中最深的刺——澎湖外海那场“遭遇不明海盗袭击”的伏击。十二艘主力舰，完好无损返航的不足半数。“奥兰治号”至今还在船坞修补侧舷那个巨大的窟窿。

“那是……那是你们预设的陷阱！”陪审商务员拍案而起，“你们早就在那里埋伏！你们与周晏合谋，诱骗总督出兵！这是欺诈！是背信弃义！”

年轻使者眨眨眼，似乎不太理解这位荷兰人在激动什么。

“陷阱？”他重复这个词，语气平淡，“周晏是谁，某不知。某只知道，将军说：海上的规矩，跟陆上不一样。陆上输了能求和，海上输了就沉底。澎湖那场，贵国舰队没沉，是将军手下留情。”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也是陛下说，还没到让你们沉的时候。”

审讯室寂静如坟。

范·迪门（参赞）忽然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寒意。不是因为这位年轻使者平静如水的残忍，而是因为他话里那种理所当然——

“还没到让你们沉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的胜利毫不怀疑。他们只是在等。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一个更堂皇的理由，或者——一个更昂贵的价码。

十一月初廿一，总督府地下室的烛火彻夜未熄。

科恩终于“屈尊”亲临审讯室。他屏退所有人，只留范·迪门（参赞）记录，与年轻使者隔案对坐。

“你叫什么名字？”

使者沉默。

“郑芝龙给了你什么，值得你这样卖命？”

使者依然沉默。他望着科恩身后墙上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望着地图上那个被荷兰人标注为“福尔摩沙”、如今却已被朱笔圈成红色的岛屿，一言不发。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