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自信，只要英国参战，仍可击败德国。

第二个缺陷则存在于作战层级。

在法军南北两条防线的接合部——阿登-默兹河-色当地区，有一个相对防御脆弱的缺口，这里的法军（第2与第9集团军）的战斗力也相对较弱。

小主，

不过，在法军高层眼中，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缺陷，不如说是一个精心挖掘的陷阱。

首先，从大兵团运动的角度看，当时的内燃机机动只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战略机动仍依赖铁路体系。

阿登山区远离铁路枢纽，又崎岖难行，极不利于大兵团进出。

其次，就算德军通过奇袭，在战争初期突然集中其装甲矛头越过阿登山区，紧接着又会撞上默兹河天险，法军在此早已深沟高垒以待之，而德军的重炮、辎重、步兵单位却很难及时跟上。

结果就是，德军在默兹河前将出现一个五到六天的停顿。

这个时间足够英法联军从西、北、南3个方向调集援军，对德军进行一次毁灭性反击。

作为反击的拳头，法军在色当之南部署了一个强大的21军，包括第3预备装甲师、第3轻机械化师、第5轻骑兵师，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

其中，第3预备装甲师下辖4个坦克营（其中两个是重坦克营）、1个牵引式炮兵团，还配有卡车机动的机械化步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必要的时候，联军还可以从北方和西方抽调生力军增援。

这个空隙，可以看作一个绞肉机。德军一旦钻进来，就将面向大河，背靠死地，进则被联军半渡而击，退则自我瓦解。

所以，从法军宿将贝当元帅到前沿各集团军长官，没有一个人认为默兹河方向有致命威胁。

第2集团军司令昂齐杰，甚至盼望着愚蠢的德军在这里发起主攻。

更有意思的是，“行家所见略同”，在二站前，这不仅是法军的结论，也是德军总参谋部精英们的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德军高层一直反对西线攻势作战，德军名将博克直到开战前夕仍坚持反对将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山区，因为那是一个太过明显的陷阱。

当希大爷坚持要在西线攻击时，总参谋部也只好硬着头皮重走施里芬计划的老路，寄希望能发挥德军装甲部队的作战-战术机动优势，抢在英法联军在比利时境内形成坚固防线之前实现突破，进入法国东北部工业地区，然后转攻为守，等待政治解决。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无路可走。

对于这个方案，一向追求彻底胜利的希大爷非常不满。

他在1939年11月初，曾指着地图上的阿登山区问：“可不可以从这里进攻？”

对这个充满元首式直觉力的提议，参谋总部和陆军司令部都不敢怠慢，他们迅速咨询了相关专家。

在得知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个地区后，他们准备有限度地修订原计划，在阿登山区增加一个主要依靠装甲兵力的助攻行动，以配合北方的主攻，力争尽快突破戴尔河防线。

但是，这个计划成功的机率究竟有多大？德国内部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

而法军虽不清楚德军的具体谋划，但确信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态势坚不可摧。

法军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自信中，迎来了1940年的西线之战。

当战斗在1940年5月10日打响时，联军上下一片处之泰然的气氛。

联军总司令甘末林神气活现地在司令部里来回走动，甚至哼起了军歌，他自信“我将逮住他们”。

一位目击者称，他从未见过甘末林如此开心和振奋。

法国陆军部长对甘末林则深表信任：“一切都在甘末林的控制之下，他正将计划付诸实施。”

某位法国将军欣喜地说：“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时刻。”

即便是德军装甲兵团在阿登山区突然出现，也并未让法军高层手足无措，因为一切皆在预料之中，某些法军高级将领甚至会生出“没想到德军会蠢到这步田地”的想法。

当第三天的战斗结束时，阿登方向德军的前锋已经横扫了默兹河以东、阿登山区边缘的法军前哨部队，顺利抵达默兹河畔。

这与德军战前的预计完全一样，和法军战前的预计也一样。

法军虽然在前哨战中遭遇奇袭，但残余部队仍顺利撤到河西，并炸掉了所有的桥梁。

这天（5月12日）晚上，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乔治得出如下结论：整个默兹河防线的防御，似乎已经得到彻底巩固。

而北方的激战更让联军上下有吃下定心丸的感觉。

5月12日、13日，在开阔的比利时平原上，法军的两个轻机械化师（轻机2师、轻机3师）和德军的两个精锐装甲师（装3师、装4师）展开激战。

虽然后世史家一边倒地承认，德军在军事转型的步伐上领先于法军，德国的装甲师远胜于法军的轻机械化师。

无奈战场空间有限，而法军对迟滞性的缠斗战极其精熟。

战斗的结果是，德军装甲师的前进步伐大大放缓。

法国第1集团军的6个主力师顺利抵达戴尔河一线，开始构筑防线。

在边境交战中一败涂地的比利时军残部，也得以与德军脱离接触，前往戴尔河与联军主力会合。

小主，

当5月13日的斜阳消失在天地之间时，似乎一切都在按着法军的预想发展，德军即将遭遇自耶拿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可是，事实上，13日的下午，形势早已急转直下。

法军高层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及时得知前线发生的剧变。

那天下午和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宛如不可抗拒的魔法施加于凡人之身。

阿登山区的德军居然没有停顿，在13日下午于行进间强渡了默兹河。

渡河后再次没有停顿，而是以惊人的速度直冲法国腹地。

其前进的速度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奉命阻击的法军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阻击线早就被德军突破！

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来自默兹河一线的战报，直到13日晚上，乔治仍保持着盲目的乐观，可是，到次日上午，随着战报的抵达，这种乐观便荡然无存了。

日后成为着名战略家的博弗尔将军，当年还只是一个普通参谋。

5月14日，他陪同甘末林的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前往东北战区司令部，因而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屋子昏暗，气氛就像是死了人的家庭在守夜。只有某人讲电话的声音打破沉寂。

（乔治将军的）参谋长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乔治脸色苍白地迎向杜芒克，悲喊道：‘我们的色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部队已经崩溃！’他坐了下来，哽咽着抽泣起来。”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原来还歌舞升平的巴黎忽然有了战争的气氛。

短短一小时内，出租车和公交车就一扫而光，全部被征用去疏散难民、运输军队，私家车主们则拼命逃离这似乎即将沦陷的绝地。

外交部率先开始焚烧文件，“每个窗口都有文件和卷宗倾泻而下，海事部的水手将该部文件弃至海中，慌张的职员忙将纸张投入柴火堆。大火堆终日焚烧，焦黑的残片在惊愕的路过者间飘落。”

甘末林竭力保持镇定，却完全找不到翻盘之策。

德军究竟是如何把阿登的死路，变成了打破僵局的蹊径？何以法军的种种预防全部失效？5月13至14日的默兹河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当年的局中之人固然是如坠五里迷雾之中。

70多年后，事实上还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当年西线剧变的真相所在。

甘末林对匆匆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沮丧地总结道：“量不如敌，质不如敌，术不如敌。”

但是，联军除了飞机数量略少外，总兵力、坦克、火炮等关键指标的数量均在德军之上。

就武器平台本身的质量而言，联军亦不弱于德军。

甘末林的总结，正表明联军将领完全没有搞清楚德军之所以能赢得胜利的关键。

直到战争结束，甘末林仍拒不相信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及随后的纵深挺进是计划性行动：

“那是一个杰出的行动，但是否事前即已完全预知呢？我不相信是如此的——最多是不会超过拿破仑对于耶拿会战所能预料的程度，或是老毛奇于1870年的色当会战。那是一种对环境的完美利用。”

但是，至少后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次，德军的胜利确实是计划的胜利。

只不过，这计划不来自最高统帅，也不来自参谋总部，而来自基层，来自两个大名鼎鼎却一直被国人雾里看花的军事奇才——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

如果说古德里安继承的是塞德利茨的传统，曼施坦因继承的则是老毛奇的衣钵。

前者是机动战大师，一战后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后者则是德国参谋总部培养的精英，精通军事战略和作战协调。

早在1935年，曼施坦因就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次年又升任参谋次长，只是被德军高层的人事纠纷殃及，才如星宿下凡一般，进入基层参谋群体。

曼施坦因对总参的西线计划丝毫不抱幻想。

他深知，德军的优势在于作战层级的机动力，以及大型会战的策划、执行能力，如仅从战术角度讲，联军的机动力和火力甚至超越了德军。

比利时走廊空间过于狭小，德军的优势被缩小，联军的优势则被放大。

这种情况下，德军很难快速突进法国的东北工业区。

即便实现了突破，只怕也是损失惨重，后劲全无。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施里芬计划”的要点从来不在奇袭，而是借助敌人错误的机动，进行反作用力打击。一战时的法军，迷信攻势主义，又急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失地，从而在法德边境方向发起了着名的“第17号作战”。

德军顺势利用这个错误的冲力，取道比利时走廊，本着“攻敌不守”的原则，长驱直入，

一锤砸在法军的背上。法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损失就越惨重。

当年德军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修改了“施里芬计划”的精髓，把旋转打击搞成了大而无当的钳形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