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边疆军情紧急，老李与刘铭传联合醇亲王公开提倡修铁路，“火轮车”不再是禁忌。

唐胥铁路居然闯过难关，奉准行驶。

自此之后，铁路成为救国大政。

而唐胥铁路的继续展筑，更使开平煤矿迅速发展成中国

1887年，唐胥铁路展筑到芦台，煤炭出矿后用铁路运到码头。

1888年展筑到大沽与津门，直接运入华北最大消费市场。

1894年向北展筑到山海关，担任东北国防重任，但开平煤的水陆交通网，还差最后一步。

开平煤矿以塘沽为海运基地，构成通达粤省、东北、魔都、津门、齐鲁与香江的运煤航线。

但塘沽入冬结冰，只有取得不冻港，才能激发开平煤的全部潜力。

小主，

1898年，开平矿务局于秦皇岛开港，建立轮船队。

铁路与不冻港到位，开平煤取得独大地位，手握全国煤炭定价权。

1880年代的霓虹煤每吨白银6两，开平煤必须以每吨大洋8元白银5.84两的略低价格竞争。

而现在，霓虹杵岛烟煤在金陵交货每吨13元，开平烟煤14元，价格略高也能竞争。

开平煤矿为新一代“煤老板”点明发展方向，新式煤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国内煤产量大增，也压低了煤价。

不但工业与交通用煤得到保障，老百姓更烧上了煤球。

但是铁路能兴矿，也能搞垮煤矿。

1907年，实业家马吉森于磁县成立六河沟煤矿公司，铺设轻便铁路通到京汉铁路线上的丰乐镇。

但轻便铁路无法与重轨干道接轨，换车装卸费用高昂。

他困苦经营十余年，改变策略放弃自办轻铁，请京汉铁路局铺设宽轨支线，重金租用，才能稳定经营。

1917年，阎锡山重臣马骏在晋城开办同记矿路公司，无烟煤质量远超邻县焦作的英资福中煤，但英国人抵制铺设铁路，发展无门。

直到1930年代，兴筑晋博铁路与道清铁路接轨，才得以发展。

各大路矿使煤价降低，但每吨8元左右的价位，仍然只有达官富商用得起。

而且煤块的火力不易调整，也是一大难题。

华北传统民房睡大炕，灶台就在炕边，同一炉烧煤块，明火又大又持久。

但淮河以南不睡炕，单纯烧大锅，不如用柴草。

更麻烦的是，新时代的城市居民用不了大块煤。

清末民初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地小人多，房产开发商顺势兴建密集的里弄式住宅。

魔都的“石库门”住宅区盖起两层楼房，京城胡同长列式房屋，烧柴草很危险。

而且打工族大多是五口之家左右的小家庭，用不了大块煤。

一般工人家庭每家一间房，8.3平方米到10.7平方米，狭小的居住空间一半是炕，既不需要烧大量饭菜，也没有烧大锅的空间。

新式城市居民急需火力较小的新型家庭燃料。

以火车直接运入京津的开平煤，解决了城市居民的燃料问题。

津门的成兴顺煤栈每年销售开平煤3万余吨，专做高档生意，生意做进紫禁城，使原本烧银炭的皇宫改烧硬煤。

王公之中最穷困的豫亲王府却不买硬煤，专买“煤末”。

成兴顺的老板师祝三前往调查，原来豫王府烧的是“煤饼”。

原煤洗去杂质成为精煤，成块出售，火大易烧。

破碎混杂的煤屑则俗称“煤末子”，不易燃烧，价格低廉。

买不起大块煤的老百姓，常买煤末掺土压成煤饼。

《天工开物记载，明代老百姓以煤屑造煤饼，“用洁净黄土调水作饼而烧之”，但煤饼并不耐烧。

师祝三潜心研究，发现将饼状改为球状，火力大增。

再实验出每百斤煤末掺土18到20斤的理想比例，“则粘度适宜，不松散破散。燃烧后炉灰疏灰易下，不炼膛，不出焦”。

煤球体积小，可以在小型炉里烧，完美符合城市住宅的燃料需求。

更可喜的是，煤球不需经常点炉，还能调整火力。

传统烧大灶，点燃柴草是耗时耗力的苦差事，一阵旺火烧完，下餐又需重新再来。

但在小煤炉底烧柴点煤球烧壶开水，烧完将风口关上，煤球火力下降，暗火慢烧，不会熄灭。

再要用时打开风口，火力复炽，持久耐烧。

煤球烧完之前，向炉里续个新煤球，炉火即可持续不熄，最适合城市打工族的快节奏步调。

于是，京城老百姓不再烧柴草。

京城的老百姓做饭改在院子里烧小煤炉，冬天也不再烧炕，改以煤炉取暖，“冬日设于室内，既能煮饭，又可取暖。夏季则将煤炉移出屋外”。

“煤球儿是为厨房大灶和各处小白炉子用的，就是再穷苦不过的人家，也不能不预先储备。”

价廉物美的煤球迅速风行北华夏各大城市，长江以南则晚了20年才开始烧煤球。

1926年，魔都实业家刘鸿生开办“中华煤球

城市改烧煤球，用火危险大减，眼见楼房越盖越高，小区越来越密集。

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大批游资涌向城市，大建里弄小区，魔都“石库门”更大胆盖起“三层阁”，加快了城市化的速度。

其实阻碍煤

矿运输的关键还是交通，这年头的交通路权全部掌握在大人物手里，老百姓想要出行简直难如登天。

举个例子，就拿周先生来说，10年前，刚刚在京城买下人生

周先生是早晨6:00坐上的火车，中午12:00，他抵达津门，路上了6个小时。

要是后世从京城到津门，坐高铁只需30分钟，坐动车需要50分钟，如果乘坐普通列车，最多两个小时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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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先生却用了6个小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火车速度相当之慢。

一到津门，周先生马上下了火车，换乘另一趟火车前往金陵。

他不是要回越州吗？为什么要去金陵呢？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直达越州的火车，他必须先去金陵，到了金陵再换乘别的火车去魔都，到了魔都还要再换一趟火车去杭城，然后从杭城坐船回越州。

1月2日下午，周先生抵达金陵浦口，浦口是一个镇子，归金陵管辖，但是位于长江北岸。

当时的长江之上没有大桥，火车轨道修到浦口就戛然而止了，所以周先生只能坐到浦口。

他在浦口下了火车，在码头上买了一张船票，坐着轮船渡过长江，再雇一辆人力车赶往金陵火车站，然后换乘去魔都的火车。

1月2日傍晚，周先生抵达魔都，在魔都旅馆住了一夜。

1月3日下午，周先生抵达杭城，在杭城旅馆住了一夜。

从京城到越州，直线距离1000公里，开车最多15个小时，坐动车最多7个小时，坐普通列车最多一天一夜。

周先生呢？1月1日早晨出发，1月4日晚上到家，竟然在旅途上度过了四天零三夜！

回到家的周先生自然要好好休息一下，不能立马就走。

所以周先生在老家住了大半月，卖了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行李，带着母亲和三弟回京城。

返回时的路程跟来时一样，只不过在次序上颠倒一下：先从越州坐船去杭城，再从杭城坐火车去魔都，再从魔都坐火车去金陵，然后从金陵下关坐船过长江，从浦口坐火车去津门，最后从津门坐火车到京城。

周先生等人1月24日下午从越州老家出发，1月29日下午抵达京城的新家，这回总共用了五天零五夜，比来的时候的时间更长。

为什么的时间更长？因为从越州坐船去杭城的时候遇上顶风，所以走得更慢一些。

当然，周先生之所以会在旅途中费那么多时间，主要还不是因为车速慢，而是因为中途需要不断换乘其他线路的列车，进而也就需要不停地买票和候车，所以换乘的次数越多，耽误的工夫也就越多。

为什么必须换乘呢？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的铁路太零碎太分散，彼此没有连通。

铁路互不连通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铁路。

1924年夏天，周先生受邀请，去长安讲课，他在7月7日晚上从京城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商都；

7月9日上午，他在商都换乘西去的火车，傍晚时分抵达陕州。

那时候，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从陕州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周先生的目的地是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

在7月13日那天早晨从潼关登岸，最后坐着派来迎接的汽车驶向长安。

从京城到长安，他整整了一个星期。

民国时代的火车交通如此落后，票价却并不便宜。

1919年，川省文学家吴玉去京城大学教书，需要先坐轮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京城。

他在日记中写道：“汉口至京城，二等车价二十九元，头等卧铺另加四元，三等车价十四元五角，无床铺。”

他的意思是说，京汉列车上的座位分为三等：三等座、二等座、头等座。

从汉口到京城，三等座票价14.5元大洋，二等座票价29元，头等座即卧铺，票价是33元。

1922年，吴玉从京城回川省老家，这时候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已分成快慢两种，快车座位仍分三等，从京城到汉口，票价依次是40元、30元和20元；

慢车座位分为卧铺与硬座两等，卧铺30元，硬座15元。

吴玉身为教授，薪水丰厚，不差钱，故此买了一张快车头等票，了40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