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常为什么要控制商界，因为经济是国之根本，没有经济就没有未来，打仗只能赢得一时。

这个道理就算老常不明白，他身边人也明白。

而魔都是国家经济的支柱所在，能控制住魔都，就能间接影响全国。

这就是老常希望朱传仁做的事情，而朱传仁也确实在这么做，他的触手一步一步的从民生延伸到资源产业。

原本他是不想碰的，但奈何老常给的太多，人家上赶着给，不要就是不给面子。

这也是为什么倪思纯最近总跑宋大姐家的原因。

老常准备将晋省的两座煤矿交给朱传仁，晋省是谁的地盘？老孔的啊，到人家地盘抢食吃，总得提前拜拜码头。

最主要的是得跟人说清楚，我真不熟故意去跟你抢食的，是老常硬塞给我的，要怪怪老常，千万别怪我。

华夏用煤已有接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但五口通商后，跨越大洋运来的洋煤硬是比土煤便宜，轻松垄断市场，夺取了煤炭定价权。

洋人若在紧要关头操弄煤价，足以摧毁自强运动的任何成果。

这也是老常的算计之一！

丑国公使蒲安臣于1864年算了笔账，华夏轮船一年耗煤40万吨，大多是由英国、土澳与霓虹运来的洋煤。

当清廷筹备轮船招商局时，最大的顾虑是购用洋煤，“洋人居奇，反为掣肘”。

土煤比洋煤贵，主因在运输。

煤是非常笨重的货物，以传统牛马大车运输，运费太高；

而欧美煤矿以铁路运到港口，运输成本压到最低。

木轮牛车一车拉800斤，折合8担；火车一个车皮装20吨，折合333担。

一列火车10个车皮，运力相当于400多辆牛车，速度更无法相比。

唯有使用铁路运煤，才能与洋煤竞争。

只是清廷视铁路为“坏我地方田庐，蹙我民间之生计”的坏东西，禁建铁路，洋煤因此势不可挡，独霸华夏市场。

煤矿成败在交通。1877年，李鸿章痛定思痛，开办开平煤矿，不但用洋机械开矿，更由交通根本做起，毅然兴建铁路，大幅压低运输成本。

开平煤果然卖出比洋煤便宜的好价钱，夺回本国市场，使华夏的工业化步伐稳健。

柴米油盐酱醋茶，燃料是民生必需品之首。

煤炭昂贵，老百姓买不起，烧饭取暖只能烧柴草干粪。

1900年代，与铁路结合的新式煤矿压低煤价，更创造了价廉物美的煤球，成为城市的主要家用燃料，引起新一波城市发展热潮。

可以说，开平煤矿不但是华夏工业化的发动机，更是城市化的推手。

华夏地大物博，到处是煤矿，马可·波罗东游时见到华夏人烧“黑色石头”，大感惊奇。

然而，黑色石头非常笨重，运输不易，连产煤区都烧不起煤。

国内煤藏之富，首推晋省，但铁路不发达，晋绥煤出不了省境，货弃于地。

驻军晋绥的老魏魏，亲见当地老百姓以原煤砌墙铺路的奇观。

他回忆：“提起晋省的煤，说来真是无尽的宝藏。当我们由府谷行军到朔县、晋北这一片黄土高原，在大沟中到处可以看到煤层。厚的煤层，高达一丈以上，而且有好几层。家家窑洞前面的围墙，都是用大煤块砌成的。一个煤块长约三尺，宽约二尺，厚约一尺余。估计一个煤块，最少也有两三百斤。有时我们行军时，路基就是煤层。”

华北的传统运输工具是牛车。

若是20公里以上的长途运输，每吨煤炭的运费是每公里白银2分多。

绥远省会归绥四面是煤矿，最近的烟煤来自萨拉齐，距离省城110公里。

萨拉齐矿边交货每吨大洋4元，运到归绥城飙升到7元1角。

老百姓买不起，只有官府、富商与旗营满人才以煤为家用燃料。

若远离煤产区，烧煤更是奢侈。

最富庶的长三角，传统煤炭集散市场在扬州瓜洲镇，但老百姓用不起煤，瓜州煤的客户主要是不能停灶的餐馆与高温开炉的铁器铺。

大江南北老百姓的日常燃料千年不变。

长江以南多树林，有钱人家烧木炭，普罗大众烧杂柴、芦草与稻草秸秆。

长江以北童山濯濯，老百姓只好以秸秆为主要燃料。

秸秆不耐烧，搜集时更要深入闷热青纱帐，苦不堪言。

过了秋季，高粱秸烧完，只能将俗称“麦碴子”的麦秸锄出来当燃料。

华北烧大炕，需要热力持久的燃料，麦秸却是火小灰多。

若连麦秸都供应不上，只好将人粪与牛马粪晒干，充作燃料。

即使是首都级的大城市，也得烧秸秆。

在紧邻抚顺煤矿的奉天，老百姓以秸秆、杆干草为主要燃料。

本地文史记载东关柴草市“多数是高粱秸，还有榛子秸、豆秸、苞米

秸、高粱、松树挠等。草有谷草、稗草、茅草等”。

京城是用煤烧饭取暖的异数，京城西郊门头沟就是大片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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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光绪年间，煤炭仍是京城老百姓烧不起的奢侈品，因为京西煤窑“僻在山陬，宅幽而势阻。

凡煤窑处所，尽在冈峦起伏之中”，只能靠骆驼驮运进城。

由门头沟到阜成门，全长不到50公里，但这区区50公里的驼运成本，使煤价翻了三番。

西山矿边买煤，1000斤白银2两，京城交货涨成6两。

只是京城里贵族、京官与大商户多，高端住宅流行烧煤，才撑起了京西“煤黑子”产业链。

庚子事变，大官富商出逃，京城煤炭业马上崩落。

京津老字号“成兴顺煤栈”于1900年开张，做煤炭零售生意，但“煤是笨重商品，又要长途运输，庚子事变之后，市面萧条，无人愿干这行生意，获利不多”，只能改行卖水泥。

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煤，关键在交通，尤其是铁路。

老李首先意识到铁路是煤矿成败关键。

他曾尝试开发磁州的六河沟煤矿，但磁州深处内陆，“运道艰远”，算盘一打，根本办不起来。要抵抗洋煤，只能开铁路，铁路却是当时的政治禁忌。

自强运动时期，舆论普遍认为“火轮车”是洋人的坏招，同光中兴群臣一致反对开铁路。

李鸿章本人曾上奏议论铁路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的洋人阴谋。

直到1870年代，小本子引进英国技术开煤矿，不但机械凿井，更铺设运煤铁路，使产量激增，老李才猛然醒悟。

1876年，老李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唐山，筹办开平煤矿。

唐廷枢不是科甲正途出身，而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满身洋铜臭，与科甲官员格格不入，但他的眼界也与保守官僚大不相同。

果然，唐廷枢的勘矿报告由交通出发：

“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便宜，四计转运是否艰辛。”

唐廷枢明确指出，煤矿成败在交通，更以铁路为中心，规划完整的海陆运煤交通网。

开平煤矿位于津门东北，距离京津市场70公里，若以牛车运输，成本过高，没有开采价值。

改以轮船海运，也要将原煤运到40公里外的小港芦台，运费仍然压不下来。

于是，唐廷枢慷慨提议铺铁路：

“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难振作也。”

开平矿务局的

唐廷枢保证铁路一通，两年可以回本。

“若每年运煤十五万吨，可省开平至芦台车力银三十三万两。”

这每年33万两白银的陆运“车力银”，是开平煤的成败关键。

当时霓虹煤在魔都交货，每吨6两。

胡建巡抚丁日昌在呆湾开办的华夏

只是数量不足，无力取代霓虹煤。

唐廷枢指出，只要铁路开到芦台港，开平煤魔都交货价同样可以压到每吨4两5钱。

开平煤矿的潜力远大于呆湾。

基隆煤矿经营5年，年产量5万余吨；开平煤矿同样经营5年，年产量24万吨。

只要开平煤矿铺铁路，洋煤将于一夕之间边缘化。

但在唐山开矿的同一年，国内反对铁路之争达到最高潮。

怡和洋行擅自铺设淞沪铁路，引发激烈争议，清廷强硬交涉，买下全路拆除。

开平煤矿的铁路计划随之搁浅，只好开凿运河替代。

全长70华里的煤河由唐山矿区旁的胥各庄通入蓟运河到芦台，内河转运津门，出海直放魔都，交货价每吨压到5两，比霓虹煤低1两，果然有力挤压霓虹煤。

成为黄金航道，但运河无法翻山。

唐山矿区位于高地，到胥各庄之间的15华里无法引水开运河，这短短15华里的陆运成本，足以毁掉开平煤。

于是老李与唐廷枢悄悄兴筑由唐山通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奏折与文书则以“硬路”、“快车路”与“马路”等词打马虎眼。

1881年初夏，唐胥铁路以马拉火车的笨方法蒙混通车，再先斩后奏，使用真正火车运煤，引起轩然大波。

唐山距离清东陵200里，言官奏以“震动东陵”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