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今的“金耳朵”蒋小海,也不过是糖化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当淀粉糖化进入第四天时,他察觉到缸内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恰巧此时,王凤山教授带领团队前来检测缸体内淀粉的糖化程度。检测完毕后,王教授宣布:“糖化已经完成,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了。”
在王凤山的指导下,糖化车间的工人们立刻忙碌起来。糖化完成的淀粉接下来需要榨汁和提纯,以去除杂质。基地之所以选择这门技术,而非后世大多数糖厂所采用的酶解法制糖,正是看中了其在工业上的简便性。
整个生产过程无需任何超越这个时代的机械技术,不需要离心机,不需要无菌车间,甚至连榨糖的工具都可以通过改造榨油工具来使用。在一切生产都力求从简的情况下,糖浆的生产成本被压缩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低水平。
要知道,1960年的美国还在使用酸法制糖来生产玉米糖浆,他们依靠的是国内丰富的玉米产量来降低原料成本。但早期的酸法制糖成本并不低,首先需要精制过的木薯淀粉或玉米淀粉作为原料,其次对容器的要求极高,所有设备都必须耐酸,这使得设备成本居高不下。而且生产过程中还需消耗大量电力,糖类转化率也仅有90%。因此,当60年代酶法制糖出现后,迅速取代了酸法制糖。
相较之下,生物制糖法的成本实在太低了,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效率略逊于酶解制糖。后世的酶解制糖法转化率可高达99%,而生物制糖法只能达到95%。但考虑到其效费比,这点差距完全可以接受。
当第一缸糖化淀粉榨汁提纯,转化为糖浆后,陈金生看着那清亮的糖浆从出料口流入容器,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在场的所有工人也都激动地鼓掌,尤其是糖化车间的工人们。在他们看来,制糖本应依靠甜菜或甘蔗,谁曾想淀粉也能变糖?
第一个容器装满后,王凤山取来勺子,往水桶里舀入数勺糖浆,再让工人们加入热水,一桶糖水便调制而成。他先给陈金生送上一杯,陈金生尝了一口,忍不住大声赞叹:“真甜!”随后,张西北等领导和工厂工人都分到了一杯糖水。
“太甜了!”张西北忍不住赞叹。工人蒋小海小心翼翼地接过水杯,生怕洒出一滴糖水。在他眼中,哪怕是一滴糖水的浪费都是不可接受的。他眯眼喝了一口,一股沁人心脾的甜味从口腔滑入胸腹,在那一瞬间,他仿佛产生了一种幻觉,感觉自己喝的不是糖水,而是一壶烈酒,因为胸腹间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
他端详着手中的水杯,忍不住问分糖水的年轻学生:“这糖浆我们普通人也能买到吗?”年轻学生思索片刻后回答:“将来肯定能买到,我们会满足一部分外贸订单和军工订单,当然还有一部分会留给民用。”
“太好了,真甜。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东西了。”蒋小海看着手中的水杯,喃喃自语:“我能带回去给我孩子喝吗?”年轻学生最近几天一直在车间里和蒋小海搭档,蒋小海是个非常踏实肯干的人,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总会虚心请教,哪怕对方是个只有二十岁、年龄小到能当他孩子的年轻学生,他也一口一个“师傅”地教着。这让很多学生都感到不好意思,也更加努力地将技术传授给他。
年轻学生从身上取下一个配发的水壶,将自己水杯里的糖水都倒了进去。“来,蒋师傅,带回去给孩子和嫂子喝。”“这……使不得,使不得!”蒋小海想也没想就要推辞,因为在黑龙江,人均供糖量仅一百克左右,如此甜蜜的东西,大家都不曾尝过,他怎么好意思收呢?
但年轻学生坚持将水壶塞进蒋小海手中:“拿着,蒋师傅,一壶糖水而已。带回去,让家里人都尝尝。”“你在做一个全中国最甜蜜的事业啊。你收下我这壶糖水以后是要还的。”蒋小海看着年轻学生:“还多少?”年轻学生笑着说:“蒋师傅,你和你的同事们一定要建成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糖厂啊。以后你就还我一个亚洲第一的糖厂吧!让全中国人都能吃上糖,就拜托给你和你的同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