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出发点的些微不同，往往会导致风俗、风貌、风气和观念的大相径庭。

说回唐朝，皇帝弱而仕途滥，导致皇权与相权疲软无力，以致宦官和藩镇权力失控。

皇帝能力强弱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几近无解，就像当时的农民种田一样，收成主要看天。但真要烂到了根子上，烂到了骨子里，也不是没有办法：改朝换代。

唐武宗当然不会自己解决自己，他的治政能力也不弱，所以他要解决的是仕途过滥的问题。

仕途过滥的直接结果，是百官无能且拉帮结派，安于现状却贪赃枉法。

仕途过滥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唐代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科举制早已不可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的腐败现象。连官吏的源头都已经不清不白，浑浊不堪了，官场又如何能够清廉勤政呢？

唐武宗决定严格控制官吏的科举选拔工作，以此提升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素质。

他首先从制度上控制进士及第的人数，以此强化考核，遴选真才实学者。接着他又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进士们至少要在基层工作两年，经考核合格后才能实授官职。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不仅有才能，而且多少懂得一些民间疾苦。

实际上，相比科考制，门荫制才是腐败的重灾区。

许多官宦世家子弟因为能自幼授官，故往往“多不求学”。这些不学无术的膏粱子弟一旦进入仕途，必然大大拉低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因此在优化科考制度的同时，唐武宗又对朝官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同时要求官员不得随意兼职。

为尽快提升朝官集团素质，唐武宗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重从严，以严刑峻法惩治贪污腐败。

公元841年正月，唐武宗下诏，称官吏贪赃枉法不应有特殊待遇，文武官员贪污丝绢三十匹及以上者，杀。同年二月，他再次下诏，称官吏贪污满千钱者，杀。

唐武宗一朝有三次大赦天下，但“官吏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者一起，均不在大赦之列。

唐武宗的廉政建设不仅反贪，而且还狠刹宴饮游乐的风气，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

宴饮游乐本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进士曲江集宴更是官僚结党的绝佳场所。

在唐朝，读书人通过乡试要参加一次鹿鸣宴，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后要参加一次曲江宴。通过吏部选拔之后还要来一次烧尾宴，寓意“神龙烧尾，直上青云”是也。

顾名思义，曲江宴通常在曲江上举行。曲江位于京都长安城东南，在唐朝是皇家园林所在地。皇城根下，地位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