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市内的天主教堂，那是一座庄严而神圣的建筑，坐落在城市的西郊。

天主教自明崇祯年间传入汉中，此后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关系恶化，加之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教堂和神职人员与普通民众矛盾加剧，于是在汉中酿成两起惨烈教案。

其一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八角山教案。缘起于意大利神父戴礼斐在城固二里坝八角山做礼拜时，与被迫前去听讲圣经的吴氏三兄弟发生口角，进而肢体冲突。其结果是吴氏兄弟跪在天主神前“叩头认罪”，受尽凌辱，家破人亡。

其二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燕子碥教案。因李荣栋、杨海等附近民众对宁羌燕子碥教堂意籍神父郭西德赈灾时的做法不满，追杀郭西德及教会人员七八人。其结果是带头闹事的李荣栋等6人被杀并悬首示众，宁羌州给教堂赔偿白银5万多两。

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用罚银在汉中西大街建起天主教堂，时为汉上最高大富丽的建筑。后又陆续修建大公馆、医院、修女院、明德小学、明德女子中学及神职人员住所，规模严整，几占当时汉中城西北隅之半。

走进汉中西大街天主教堂，只见它高耸入云的尖顶，仿佛直插云霄，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那时的汉中市中心，古老的钟楼成就是这座城市最为显着的标志之一。

曾经有一句让市民骄傲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汉中有个钟鼓楼，半截戳到天里头 ！”

实际上呢，这座钟楼仅仅只有三层楼那么高而已，从底部的基石算到顶部的塔尖，总共也就十来米罢了。

然而，如果拿它跟周围那些矮小且只有一层的瓦房相比，那可真是鹤立鸡群、异常突出了！

但是，随着相距500米开外，洋人教堂的建成，汉中钟楼就逐渐失去第一高楼的荣光。

与那座金碧辉煌、有着哥特式尖顶的西洋教堂相比。

这座钟楼仿佛是一个戴着瓜皮小帽、身着对襟小棉袄的汉人，正站在一个身披西装、身材高大威猛且气宇轩昂的"洋鬼子"跟前。

它就显得如此寒酸和卑微，宛如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存在。

西洋教堂高耸入云，其建筑风格独特而华丽，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异域风情；

而钟楼则是典型的中式建筑，相对而言，就显得矮小平庸，毫无特色可言。

阳光洒下，教堂的尖顶闪烁着耀眼光芒，如同一颗璀璨明珠；反观钟楼，则嗯嗯是陈旧破败，斑驳陆离，黯然失色。

这样强烈的对比让人不禁感叹：钟楼虽也有其历史价值，但在宏伟壮观的西洋教堂面前，愈发显得岁月无情、苍桑不堪。

即使这样，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每个建筑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或高贵典雅，或朴实无华。

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景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展示出多元文化交融共存之美。

走进教堂内部，一股宁静祥和的氛围扑面而来。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下斑斓的光线，给人一种神秘而又温暖的感觉。

教堂内墙壁上挂满了一幅幅精美的壁画，描绘着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让人不禁沉浸其中，感受着宗教的力量。

在这里，信徒们可以虔诚地祈祷、忏悔，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安慰。

每周的礼拜日，教堂里会举行盛大的弥撒仪式，唱诗班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空气中，使人心灵得到洗礼。

汉中市天主教堂不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这座城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无论是信徒还是游客，都能从这座古老的建筑中领略到浓厚的宗教底蕴和人文精神。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样一座看似庄严神圣的教堂，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际，充当起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并最终被牢牢地钉在了二战历史那罪恶昭彰的耻辱柱之上！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激战正酣时，陆军第74军第51师正集中在陕西南郑、洋县、西乡地区整理补充训练，上级指定为第一期参战部队，随时预备整装待发。

在待命期间，师司令部工作，也密切注视上海及其他方面敌我动态。

1937年8月20日，接到军委会命令：命令住汉中的王耀武将军的第51师迅速集结宝鸡火车站，坐列车紧急输送，经西安、洛阳、徐州，到达浦口过江转京沪铁路，到达安亭下车，再接受新任务。

就在队伍即将向北部的宝鸡进发的前夕，师长王耀武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汉中市天主教堂主教的请柬。

这封请柬言辞恳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王耀武及其所率部队的高度赞赏和感激之情。

邀请函是这样写的：“尊敬的王将军阁下，欣闻您部即将开拔，吾仅代表意大利国天主教会及墨索里尼先生致以诚挚问候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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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部驻扎汉中以来，绥靖地方、安境保民、秋毫不犯，亦使吾教堂免受乱民滋扰......

为了表感激之情，特诚邀贵部营级以上之军官们，拨冗莅临本堂主厅，共同举杯畅饮，畅谈离别之情......"

这份突如其来的邀请让王耀武感到有些诧异，但同时也引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好奇。

面对如此热情洋溢的邀请，他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究竟该如何回应这个邀请呢？去还是不去？如果去，会有怎样的事情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