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四月初九，苏州，阊门大街。

这是苏州最繁华的一条街，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卖绸缎的、卖茶叶的、卖点心的、卖药材的，各色招牌挂满了街道两侧。但今天，最热闹的不是这些店铺，而是街口那棵老槐树下的两个说书人。

一个坐在树东边，叫张老三，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手里拿着一份《大明时报》。他身后站着几个帮忙的伙计，正把报纸上陈继儒的社论一句一句地念给围观的人听。

另一个坐在树西边，叫刘五，五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新的绸缎马褂，手里拿着一份《苏州民报》。他身后也站着几个人，正把周顺昌的“读者来信”一段一段地念给大家听。

两个人，两份报纸，两种声音。

“诸位父老，”张老三一拍惊堂木，“今天咱们说说清丈田亩的事。陈继儒先生说了——清丈，不是抢田，是保田。不清丈，士绅的田越来越多，百姓的田越来越少。这是过去一百年发生在咱们江南的事实！”

“放屁！”刘五猛地站起来，手里的折扇啪地一合，“张老三，你收了朝廷多少银子，替他们说话？清丈田亩，官府的人下来，今天要丈量，明天要登记，后天要核对。来一回，百姓就要杀一只鸡。来两回，就要杀一只鸭。来三回，连看门的狗都保不住！这叫‘保田’？这叫折腾！”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更多的人在观望——看看这两个说书人，谁能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张老三没有被刘五的气势压倒。他站起身来，从身后伙计手里接过一份邸报的抄本，展开。

“刘五，你说清丈扰民，我问你——天启三年那场大水，朝廷拨了三十万两赈灾银，到百姓手里还剩多少？不到两万！剩下的二十八万两去了哪里？被士绅吃了！被贪官吞了！不清丈，那些田永远在士绅名下，永远不交税。百姓种的田，交的税一年比一年多。这叫‘不折腾’？这叫钝刀子割肉，慢慢折腾！”

刘五的脸色变了。他没有想到张老三会拿天启三年的水患说事。那是所有士绅的软肋，碰不得。但他不能认输，因为台下有周顺昌的人盯着。

“张老三，你说的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朝廷已经查过了。现在要清丈的是现在的田。你拿过去的事说现在，这叫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张老三笑了，“刘五，我问你——过去的事，是谁做的？是现在这些士绅做的。过去他们吃人血馒头，现在他们就不会吃了？过去他们隐匿田产，现在他们就交出来了？你信，我不信！”

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大声叫好，有人脸色铁青地转身离开。两个说书人，两个声音，把一条街分成了两个世界。

阊门大街上的对峙，只是江南街头巷尾“口碑战”的一个缩影。

同样的场景，在松江、常州、湖州、杭州、南京，每天都在上演。茶楼里，说书先生分成两派，一派念《大明时报》，一派念《苏州民报》。酒馆里，酒客们分成两拨，一拨说皇帝是好人，一拨说皇帝被奸臣蒙蔽了。田埂上，佃农们分成两群，一群信报纸上的话，一群信地主的话。

没有人知道谁对谁错。但每一个人都在选择——选择相信谁。

松江府华亭县，一个叫周老四的佃农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两份报纸。一份是《大明时报》，是他儿子从城里带回来的。一份是《苏州民报》，是徐家的管家塞给他的。他不识字，但两家的说书人都来村里讲过。

“爹，你信谁的？”儿子蹲在他旁边，问他。

周老四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信谁的。但我知道一件事——去年，皇庄的番薯丰收了。种皇庄的那些人，今年开春就分到了银子。一个人分了二十两。咱们种徐家的田，种了一辈子，你见过二十两吗？”

儿子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