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四月初七，夜，北京城周府。

周应秋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

自从四月初五大朝会上皇帝当众念出他的田产数字、说出那封烧掉的密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一闭眼就看到皇帝的眼睛——那双眼睛像两把刀，悬在他的头顶，随时都会落下来。

今夜也不例外。

三更天，周应秋从床上坐起来，披着外衣走到书房。书房里没有点灯，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惨白的光斑。他坐在书案前，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他在想一件事——怎么活下来。

皇帝说了，他的账还没算完。账算完之前，他哪儿都去不了。但账怎么算？补税？一万两千亩田，八千亩不在账上，六年欠税一千四百四十两。这笔钱他拿得出来，但拿得出来又怎样？皇帝要的不是钱，是他的命。

不，不只是他的命。皇帝要的是所有人的命。那些在江南有田产、有不交税的田产、有从水患中捞了好处的田产的人——皇帝要一个一个地算账。

而他周应秋，只是第一个。

“来人。”他的声音沙哑，在空荡荡的书房里显得格外突兀。

管家周福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盏灯笼。灯笼的光照在周应秋脸上，他的脸色白得像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像是大病了一场。

“老爷，您还没睡？”

“睡不着。”周应秋指了指书案上的笔墨，“研墨。我要写信。”

周福愣了一下：“老爷，这么晚了，写给谁？”

“钱谦益。”

周福的脸色变了。他是周家的老管家，跟了周应秋三十年，知道钱谦益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账本，意味着秘密，意味着杀头之罪。

“老爷，现在给钱大人写信，万一被人查到……”

“查到就查到。”周应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不写，也是死。写了，至少还有一条活路。”

周福不敢再多说，默默地研墨。墨汁在砚台里慢慢化开，黑得像血。

周应秋提起笔，蘸饱了墨。

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写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但他没有选择。皇帝在查他，锦衣卫在盯着他，他的门生故吏都在和他划清界限。他只剩下一个人——钱谦益。

不，不只是钱谦益。还有钱谦益手里的那本账本。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写。

“谦益兄如晤：弟近日处境，兄当已知晓。皇帝当朝辱臣，如驱猪狗。弟虽不才，亦知羞耻。然羞耻事小，生死事大。弟今有一事相求——兄手中之账本，可否借弟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