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二月初五，苏州。

《大明时报》的报道传到江南已经三天了。这三天里，整个江南像一口烧开了的锅，到处都在沸腾。

茶馆里，说书先生把报道编成了评书，一拍惊堂木，开口就是“话说天启三年那场大水”。茶客们听得入神，有人拍手叫好，有人低头抹泪，有人脸色铁青地拂袖而去。

酒楼里，酒客们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有人说这是好事，朝廷终于要管江南的事了；有人说这是坏事，得罪了江南士绅，朝廷的日子不会好过；还有人说，不管好事坏事，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解气。

田埂上，佃农们一边干活一边传着报纸上的话。有人识字，就念给大家听。念到“吃人血馒头”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沉默了很久，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皇帝，是个好皇帝。”没有人反驳。

但在苏州城东的一座深宅大院里，气氛却截然不同。

这座宅子是苏州周家的产业，三进三出，亭台楼阁，假山池沼，比松江徐家的宅子还要气派。此刻，花厅里坐着十几个人，每一个都是江南数得上名号的人物——松江徐家的徐本润、苏州周家的周顺昌、常州吴家的吴宗达、湖州王家的王士誉……江南四府最大的士绅家族，一个不少。

坐在主位上的，是苏州周家的周顺昌。此人五十出头，面白无须，举止儒雅，看起来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学究。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的手段，比钱谦益狠得多。

“诸位，”周顺昌的声音不高，但花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吧？”

众人纷纷点头。

“陈继儒这篇文章，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骂了一遍。松江徐家、苏州周家、常州吴家、湖州王家，一个都没放过。他骂我们是‘国家的蛀虫’，骂我们‘吃人血馒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诸位，你们觉得——我们是蛀虫吗？”

花厅里一片沉默。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

周顺昌笑了，笑得很冷。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陈继儒说的那些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你们——是真的。天启三年的赈灾银，我们拿了。灾民的田，我们买了。吴淞江的堤坝，我们偷工减料了。这些事，我们都做了。”

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几分。

“但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些事，是我们发明的吗？不是。是几百年来，所有士绅都在做的事。我们只是照着规矩做而已。陈继儒骂我们是蛀虫，那他的祖宗呢？他的老师呢？他的同窗呢？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些事？”

他站起身来，走到花厅中央。

“诸位，今天召集大家来，不是要听你们诉苦，也不是要听你们骂街。是要商量一件事——我们该怎么办？”

周顺昌的话音刚落，花厅里就炸开了锅。

“还能怎么办？跟他们干！”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拍案而起。他叫吴宗达，常州吴家的家主，脾气火爆，是江南士绅中有名的“硬茬子”。

“干？怎么干？”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瘦削的老者，湖州王家的王士誉，声音阴恻恻的，“人家手里有报纸，有皇帝撑腰，还有锦衣卫在查。我们拿什么干？”

“那就认了？”吴宗达的脸涨得通红，“认了之后呢？田产清丈出来，该交的税翻三倍。三倍！吴家一年要多交一万多两银子。你们王家呢？”

王士誉没有回答，但他的脸色也变了。

“好了好了，别吵了。”周顺昌抬起手，“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今天来，是商量对策的，不是来内讧的。”

他重新坐回主位上，端起茶盏，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陈继儒的文章，有三点对我们最不利。第一，他用了数字。户部的数据、锦衣卫的调查、灾民的证词，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第二，他用了感情。陈阿大的故事，太惨了。惨到任何人看了都会同情。我们如果硬顶，就会显得我们冷酷无情。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他把这些事情写在了报纸上，让全天下都看到了。”

他放下茶盏，目光变得锐利。

“以前，这些事情只有朝廷里的大人物知道。大人物知道归知道，但不会说，因为说了对自己没好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连街上的小孩子都在唱‘江南好，江南好’。我们封得住一个人的嘴，封得住一万个人的嘴吗？”

吴宗达急了：“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认了？”

“认？当然不能认。”周顺昌的嘴角微微翘起，“但我们也不能硬顶。硬顶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做的，是——”

他故意顿了顿。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众人面面相觑。

“什么意思？”徐本润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所有人都听出了其中的分量。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江南士绅中辈分最高、资历最老的人。他说话的时候，连周顺昌都要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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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太爷，”周顺昌的态度立刻恭敬了几分，“我的意思是——他们用报纸，我们也用报纸。他们有皇帝撑腰，我们就找皇帝的软肋。他们有陈阿大的故事，我们也有我们的故事。”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文稿，递给身边的人传阅。

“这是我起草的一份‘万民书’。内容是——江南百姓不堪清丈田亩之扰，联名请求朝廷暂缓清丈，以安民心。”

徐本润接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

“万民书？你找谁签名？”

“江南四府，七十二县，每个县找几十个百姓签名。不难。”

“百姓肯签吗？”

周顺昌笑了。

“徐老太爷，百姓肯不肯签，不取决于百姓，取决于我们。那些佃农，租种的是我们的田。让他们签个字，有什么难的？不签的，明年涨租子。签了的，减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