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二月初一，北京城南，《大明时报》报馆。
天还没亮，报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从半夜开始，就有人搬着小板凳来占位置了。有读书人，有商人，有手工业者，甚至还有几个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他们是从城外赶来的，走了几十里地，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一期的《大明时报》。
“来了来了！报纸出来了！”
报馆的大门打开，几个年轻编辑抱着一摞摞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跑出来。排队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踮起脚尖，有人伸长脖子，有人迫不及待地掏出了铜板。
“给我一份！”
“我也要一份！”
“三份！我帮我邻居带的！”
三千份报纸，不到半个时辰就卖光了。
陈继儒站在报馆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抢购报纸的人群，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的眼眶有些发红——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他昨晚又一夜没睡。创刊号的所有稿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了三遍，直到确认没有一个错字，才让印刷房开机。
“陈先生，”沈德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印好的报纸，“卖光了。三千份，全卖光了。”
“我知道。”陈继儒转过身，“加印五千份。今天之内，我要让京城每条大街小巷都看得到这份报纸。”
沈德符犹豫了一下：“五千份……会不会太多了？万一卖不出去……”
“卖得出去。”陈继儒的声音很平静，“你信不信，明天这个时候，这份报纸会出现在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五天之内，会传遍整个江南。十天之内——全天下都会知道，谁是国家的蛀虫。”
沈德符看着主编的眼睛，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出的震撼。他跟着陈继儒办了一年多的报纸，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这种表情——那不是愤怒，不是激动，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坚定。
“我这就去安排。”沈德符转身要走。
“等等。”陈继儒叫住他，“头版头条那篇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沈德符沉默了一会儿。
“陈先生，那篇文章……太狠了。”
陈继儒嘴角微微翘起。
“狠？那些人在江南做的事，比我写的狠一百倍。我只是把他们做的事，用大白话写出来了而已。”
他走回书桌前，拿起一份报纸，翻开头版。头版头条的标题是一行大字，占了整整三栏——
“谁是国家的蛀虫？——天启三年江南水患赈灾银去向调查”
这篇文章，是陈继儒亲自写的。
他写了三天三夜，改了七遍。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核实，每一个名字都反复确认，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他不想写错任何一个字——因为任何一个字的错误，都可能给那些被点名的人留下把柄，也可能让那些死去的人蒙受不白之冤。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天启三年七月，江南大水。太湖泛滥，吴淞江决堤十一处，松江、苏州、常州、湖州四府受灾，淹田三百余万亩，溺死百姓三万余人，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朝廷闻讯，拨赈灾银三十万两，减免当年赋税。上谕曰：‘务使灾民得沾实惠，勿使一人流离失所。’”
“然，实惠何在？”
“本报记者历时半月，走访数十位灾民，查阅户部、工部、都察院相关档案，现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然后，文章列出了五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三十万两赈灾银，从户部拨出时是三十万两。到南京户部时，剩下二十四万两。到松江府时，剩下十六万两。到华亭县时，剩下八万两。到灾民手里时——
“华亭县衙门口设粥棚三处，每日施粥两次。记者走访当日，亲眼所见：粥棚里的粥，清得能照见人影。一位灾民告诉记者：‘这哪是粥，这是洗锅水。一碗下去，肚子里咕噜咕噜响，比没喝还饿。’”
第二个事实：天启三年水灾之后，江南四府田价暴跌。正常年景，上等水田每亩值银十五两。水灾之后，跌到三两。是谁在买？
“记者查阅华亭县田产过户记录，天启三年八月至十二月，五个月内，华亭县共发生田产交易一百二十七笔，涉及田亩一万六千亩。其中最大的一笔交易，买方是——松江徐家。”
“徐家以每亩三两的价格，购入田产三千二百亩。而这些田的原主人，大多是水灾中颗粒无收的佃农。他们没有选择——交不起租子，就只能卖田。”
第三个事实：吴淞江堤坝，天启元年重修，朝廷拨款八千两。但记者实地考察发现——
“天启元年重修的堤坝，全长十七里。记者沿堤坝走了整整一天，发现这段堤坝的问题触目惊心：堤基用的是河沙而不是黄土，堤身比原设计矮了三尺，堤顶宽度只有原设计的一半。这样的堤坝，如何挡得住大水？”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段堤坝的监工，是时任松江府同知赵文华。而赵文华，是钱谦益的门生。天启元年重修堤坝的八千两银子，就是经他的手花出去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四个事实：天启三年水灾之后，朝廷下令减免受灾四府当年的赋税。但记者调查发现——
“华亭县当年实际减免的赋税，不到应减额度的三成。剩下的七成，被加派到了没有受灾的田亩上。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受灾的农户，替受灾的农户交了税。而那些真正受灾的农户，该交的税一分没少——因为他们没有田可交了。田已经卖给了徐家、周家、钱家。”
第五个事实——也是最触目惊心的一个：
“天启三年至今，江南四府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为水患中的贪腐行为被查处。没有一个人被罢官，没有一个人被追责，没有一两银子被追回。”
“三十万两赈灾银，三百万亩被淹的田，三万条人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文章的结尾，陈继儒写了这样一段话：
“本报发此报道，非为攻讦何人，非为博取眼球。本报只问一个问题——这些事，是谁做的？这些银子，是谁拿的？这些田，是谁买的？这些堤坝，是谁修的？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如果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只有一个——”
“国家的蛀虫，就在我们中间。他们穿着官服，坐着轿子，住在高门大院里。他们读的是圣贤书，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吃人血馒头的事。”
“本报不怕得罪人。本报只怕——那些死去的人，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报纸发出去之后，整个北京城炸了锅。
六部衙门里，官员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传阅着这份报纸。有人拍案叫绝，有人脸色铁青，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户部尚李起元坐在值房里，把那份报纸看了三遍。看第一遍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看第二遍的时候，他反而平静了。看第三遍的时候，他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
“臣李起元，请旨彻查天启三年江南赈灾银两去向。”
他把纸折好，放进袖子里。明天早朝，他要当着皇帝的面，把这张纸递上去。
吏部尚书周应秋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把报纸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气得浑身发抖。
“荒唐！荒唐！他陈继儒是什么东西？一个落第秀才，也敢在报纸上指点江山？谁给他的胆子？”
他的幕僚连忙捡起报纸，小心翼翼地劝道：“大人息怒。这报纸是陛下授意办的，陈继儒背后站着的是皇帝。咱们不好说什么。”
“陛下授意的？”周应秋冷笑一声，“陛下这是要干什么？把江南的士绅都得罪光了，对朝廷有什么好处？那些士绅倒了，谁来替朝廷管地方？谁来替朝廷收税？谁来替朝廷打仗？”
幕僚不敢接话，只是默默地退到一边。
周应秋在值房里来回踱步，走了十几圈，忽然停下来。
“去，派人去江南。告诉钱谦益——报纸上的事，他已经知道了。让他做好准备。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幕僚领命而去。
周应秋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那份被踩皱的报纸，又看了一遍。
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国家的蛀虫，就在我们中间。他们穿着官服，坐着轿子，住在高门大院里。他们读的是圣贤书，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吃人血馒头的事。”
他看着这行字，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吃人血馒头。
这个词，太狠了。
狠到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只蛀虫。
但他很快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
“我不是蛀虫。”他低声对自己说，“我只是……我只是在替自己打算。这有什么错？所有人都在替自己打算。”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