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五，一支看似普通的商队缓缓驶入北京崇文门。三辆青篷马车，十余骑护卫，车上货物用油布盖得严实。守门兵卒照例检查，领头车夫递上路引——山西平阳府开具，货单写的是“汾酒二十坛，潞绸十匹，党参五箱”。

兵卒掀开油布一角，确如所写，便挥手放行。没人注意到，中间那辆车的酒坛是空的，绸缎下藏着几个沉甸甸的铁箱。

车队穿过喧嚣的街市，最终停在西城小时雍坊一处不起眼的宅院后门。门悄无声息地开了，马车直接驶入院中。

亢嗣鼎从车上下来时，脸色有些疲惫。六十岁的老人，三天赶了八百里路，骨头都快散架了。但他顾不上休息，第一件事就是问迎上来的京城掌柜：

“白英那边，确切消息是什么？”

掌柜低声汇报：“四月初一，三个外乡人去找过他，次日白英便收拾行李离开了河边的茅屋。咱们的人跟了一段，跟丢了——对方反跟踪的本事极强。”

亢嗣鼎的心沉了下去。锦衣卫，一定是锦衣卫。

“京里呢？银行那边动静如何？”

“嘉定伯存了十二万两，英国公二十万两，还有其他几家勋戚，加起来怕是有五十万两了。银行初八开张，如今前门大街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亢嗣鼎嗯了一声，走向正堂。堂内已经候着几个人——有山西在京的商人，有相熟的户部官员，甚至还有一位都察院的御史。

“亢公。”众人起身。

“坐。”亢嗣鼎在主位坐下，开门见山，“老夫这次进京，一是为银行开张，凑个热闹；二是为黄河边那点薄产——近来有些传言，说上游筑坝妨害下游，诸位可曾听闻？”

在座的都是人精，瞬间明白了弦外之音。

那位户部郎中先开口：“下官倒是听说，工部杨尚书前些日子上了折子，要了十五万两治河款，用的是一种叫‘束水冲沙’的新法。”

“束水冲沙？”亢嗣鼎捻须，“这法子……可是要清理河道淤积？”

“正是。据说见效快，花费少。但——”郎中压低声音，“若要‘束水’，上游来水需得平稳。若上游忽大忽小，这法子就不灵了。”

亢嗣鼎眼皮跳了跳。他听懂了潜台词：亢家在黄河上游的坝，正好会让下游水流“忽大忽小”。

御史轻咳一声：“亢公，非是下官多嘴。近日都察院收到几封匿名信，说的正是晋陕交界私筑坝堰之事。虽未指名道姓，但……恐怕来者不善。”

堂内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亢嗣鼎。

老人沉默良久，忽然笑了：“多谢诸位提醒。老夫那几处坝，都是洪武年间就有的老坝，这些年不过修缮加固，怎就成了‘私筑’？至于水流——黄河之水天上来，谁能管得住老天爷下雨？”

话虽说得轻松，但他袖中的手，已经攥紧了。

众人散去后，亢嗣鼎独自在书房坐了很久。他打开一个铁箱，里面不是金银，而是一叠叠地契、账册、契约。

最上面是一份《黄河壶口上游滩地万亩永佃契》，签发时间是万历三十五年，盖着山西布政使司的大印。下面附着历年缴税的凭证、与地方官府往来的文书、甚至有几封前任山西巡抚表示“鼓励垦荒”的私信。

手续齐全，无可指摘。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但亢嗣鼎知道，问题不在这些纸面上。问题在于——那些坝，确实让下游十三村的水源少了三成；那些坝，确实在汛期有溃决风险；那些坝，确实让亢家的货船能多走三百里水路，省下大笔运费。

更关键的是，当今这位皇帝，似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

他正思忖着，管家急匆匆敲门进来，手里捧着一份明黄封套的请柬。

“老爷，宫里来的……说是皇上请您明日晚膳。”

亢嗣鼎手一抖，茶水溅在永佃契上。他小心擦干水渍，打开请柬。字是端正的馆阁体，内容却简单得让人不安：

**“闻亢卿入京，特设便宴，聊叙乡谊。**

**酉时正，乾清宫偏殿，盼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