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奏折是在秋收庆典后的第五天送到的。折子写得很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焦虑像纸背渗出的墨——他用了整整三页纸，只算了一笔账：
“臣据河南、山东、北直隶三省报，染瘟红薯田计十二万八千亩。依《防治要则》，每亩需施药三次，每次需石灰二十斤、硫磺三斤。计需石灰七百六十八万斤，硫磺一百一十五万两千斤。然三省官仓所储，石灰不足百万斤，硫磺不足十万斤。缺口…巨大。”
“更甚者，奸商囤积居奇。臣遣人暗查，山东兖州、河南开封、北直隶保定三地，市面石灰价格已涨三倍，硫磺有价无市。有粮商王怀礼余党，暗中收购药铺存硫，转藏于民宅，待价而沽…”
陈默把奏折放下，看向坐在对面的宋应星：“宋卿，徐光启算的账，准吗？”
宋应星手里捏着个算盘，指尖在珠子上停了停：“只多不少。而且…这还没算江南。若魏国公在南方如法炮制，需要的药材还得翻倍。”
暖阁里静了片刻。窗外的秋阳很好，把御案上的奏折照得一片金黄，但屋里的空气却沉得能拧出水来。
“也就是说，”陈默慢慢说，“敌人烧了咱们的粮，现在还想掐断咱们的药。”
“是。”宋应星顿了顿，“但臣有个想法…或许可以不用硫磺。”
他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作物图前，手指点在“葡萄”那栏：“西洋教士曾言，法兰西国葡萄园多染霉病，农人用硫酸铜与石灰水混合喷洒，可防治。此液色如波尔多红酒，故称‘波尔多液’。”
“铜？”陈默皱眉，“大明产铜不多。”
“日本产。”宋应星转身，“而且…郑芝龙的船队，常走日本航线。”
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陈默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扶手。郑芝龙——那个盘踞东南沿海、亦商亦盗的海上枭雄，去年刚被“招安”，封了个游击将军的虚衔，实则仍控制着从福建到日本、琉球的海路。
用他，等于把防疫的命脉交到海盗手里。不用他，几百万斤石灰硫磺的缺口，三个月内根本补不上。
“皇爷，”王承恩小声提醒，“郑芝龙在京的代表，前日递过帖子，说想觐见…”
“说什么事了吗？”
“说是…进献‘海外国器’，以表忠心。”
陈默笑了。什么海外国器，不过是投石问路。郑芝龙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人，最懂什么时候该下注。
“传他来吧。”他说，“顺便…把户部、工部的堂官也叫来。”
郑家的代表叫郑鸿逵，是郑芝龙的族弟，三十出头，精瘦干练，说话带着闽南口音但努力咬准官话。他带来的“海外国器”是架单筒望远镜，黄铜镜身，镶嵌着玳瑁和象牙。
“此物名‘千里镜’，红毛番所造，于海上可观十里外船帆。”郑鸿逵恭敬呈上，“家兄得此物，不敢私藏，特献陛下。”
陈默接过，把玩了一下，放在一边。“郑游击有心了。不过朕现在关心的不是海上，是田里——红薯闹瘟，缺药，缺石灰硫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