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我十二岁。

上回说到，伊莎贝拉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请我帮忙调查做空她父亲公司的幕后黑手。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找一个十一岁（快十二）的男孩帮忙查华尔街的案子——听起来像是一部烂片的开头。

但这不是烂片。

这是现实。

而现实往往比烂片更离谱——因为烂片至少还有逻辑，现实没有。

比如，你永远想不通为什么我妈会在炒菜的时候突然拿着锅铲冲出来追我；你也永远想不通，一个退伍侦察兵为什么会选择在我妈的餐馆里洗碗；你更想不通，我明明才十二岁，怎么就莫名其妙多了四个师父、一堆奇奇怪怪的技能、和一个动不动就亲我脸的“绯闻女友”。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

我到底是怎么活到十二岁的？

一、生日礼物

1991年3月15日，我满十二岁。

我妈说：“十二岁是个坎儿，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是半个大人了。”

我问：“那另一半是什么？”

她说：“还是个小屁孩。 ”

我妈这人就是这样——一句话能同时夸你和骂你，你还没法反驳。

生日派对在美华楼办的。那是我妈开的餐馆，名字就是她的名字，简单粗暴，跟她这个人一样。

邀请的人不多：老张、朱秉璋、陈耀祖（特地从香港飞来）、何伯庸、周志远、赵明远、铁子，还有我妈餐馆里的几个老员工。

对了，还有林正源。

林正源那天穿了一件花衬衫，戴着一副蛤蟆镜，看起来像是来度假的，而不是来参加一个小孩的生日派对。他进门的时候，我妈翻了个白眼：“林正源，你这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开演唱会的？”

林正源摘下蛤蟆镜，笑眯眯地说：“美华姐，我这叫有品位。”

“品位个屁，”我妈说，“坐下，别挡着服务员上菜。”

林正源乖乖坐下了。

在华尔街，他是翻云覆雨的投行大佬。在我妈面前，他就是个“穿花衬衫的二货”。

他带了一份礼物，用一个黑色的皮箱装着，皮箱上还系了个红色的蝴蝶结——显然是他自己系的，歪歪扭扭的，像个螃蟹趴在上面。

“打开看看。”他说，一脸得意。

我打开皮箱，里面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1991年，笔记本电脑还是个稀罕物。这台是IBM新出的，型号我忘了，只记得它重得像块砖头，屏幕是黑白的，开机要等两分钟。

两分钟。

你知道两分钟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你可以按下开机键，然后去上个厕所，洗个手，回来对着镜子整理一下发型，再慢悠悠地走回来，它才刚刚进系统。

“这……太贵重了。”我说。

“不贵重。”林正源摆了摆手，“投资而已。 ”

“投资什么？”

“投资你。”他笑了，“我赌你将来会用这台电脑，赚回一百个它的价钱。”

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后来证明，他说少了。

我妈凑过来看了一眼那台电脑，皱了皱眉：“这东西能炒菜吗？”

“不能。”林正源说。

“那有什么用？”

林正源张了张嘴，想了半天，最后说：“……能算账。”

“我算盘打得挺好。”我妈说。

林正源放弃了解释。

老张送了我一本书，手抄本的，封面写着《正一符箓大全》。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抄了三年才抄完的。里面的符，每一张都是我自己画的。”

我翻开一看，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符箓的笔画一丝不苟。

“老张，你三年就干了这个？”

“不。”他说，“我还顺便修炼了一下。抄符的过程，本身就是修炼。 你以后试试就知道了。”

“试什么？抄三年？”

“你年轻，抄一年就行。”

“老张，你是咒我活不长吗？”

老张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朱秉璋送了我一套针灸针。不是普通的针，是纯银的，装在一个人造革的针包里，针包上绣着一条龙——龙的眼睛是用红线绣的，栩栩如生。

“这套针，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他说，“现在我传给你。”

我接过来，感觉手里沉甸甸的。

不是针重，是情义重。

……好吧，针也挺重的，毕竟纯银的。

“朱叔叔，我能用这套针干什么？”

“扎人。”朱秉璋说。

我妈立刻转过头来：“什么？！”

“扎穴位。”朱秉璋赶紧补充，“治病用的。”

我妈盯着他看了三秒钟：“你最好说的是治病。”

朱秉璋擦了擦额头的汗，小声对我说：“你妈杀气真重。”

我说：“习惯了就好。”

陈耀祖送了我一块玉佩。不是普通的玉佩，是汉代的，上面雕着一只螭虎，玉质温润，沁色自然。

“这块玉，跟了我四十年。”他说，“现在给你。记住，玉不离身，身不离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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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玉能挡灾。”他看了我一眼，“你以后会遇到很多灾。多一块玉，多一条命。”

我妈翻了个白眼：“爹，你能不能别送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

陈耀祖笑了笑，没说话。

但我注意到，他说“多一条命”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认真。

是那种——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的那种认真。

何伯庸送了一本《麻衣相法》，说：“你外公教你看物，我教你看人。这本书，你先看着，不懂的问我。”

我翻了翻，全是文言文，头立刻大了两圈。

“何叔叔，有白话文版的吗？”

“没有。”

“那我能看懂吗？”

“看不懂就问我。”何伯庸说，“不过我先提醒你，问一次收费五块钱。”

“何叔叔，你认真的？”

“知识付费，天经地义。 ”

我看了看我妈，我妈假装没听见。

周志远送了一套《六法全书》，说：“你不是喜欢破案吗？先把法律学好。破案之前，先别犯法。”

“周叔叔，我什么时候犯过法？”

“你九岁那年，把那个克莱恩送进监狱，用的是非法手段。”

“……那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也是违法的。”周志远推了推眼镜，“所以我送你这套书，让你以后违法的时候，至少知道自己违的是哪一条。”

我沉默了三秒钟。

“周叔叔，你这逻辑，我不敢说不对，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赵明远送了五千美元的股票，说：“不多，但够你练手。”

“赵叔叔，买哪只？”

“你自己选。”他说，“选错了别怪我。”

“选对了呢？”

“选对了也别谢我。”他笑了，“因为那是你的本事，不是我的。 ”

赵明远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一想，里面藏着好几层意思。

铁子送了一把瑞士军刀，说：“防身用。”

“铁子叔，你送我刀，我妈不会生气吗？”

铁子看了我妈一眼，我妈正在后厨炒菜，没听见。

“她不会知道。”铁子说，声音很低。

“那万一她知道了呢？”

“那我替你挨骂。”

我看着铁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地在罩着我。

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也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什么。

就是单纯地……罩着我。

我把所有礼物收好，心里暖洋洋的。

十二岁，我已经有了四个师父、一堆朋友、一个不算穷的家庭，以及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未来。

不对，未来还不清晰。

但至少，方向有了。

而且这个方向，不是我妈给我指的，也不是哪个师父给我指的。

是我自己选的。

二、伊莎贝拉的求助

生日派对结束后第三天，伊莎贝拉又来了。

这次她没有穿校服，而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干净利落——比穿校服的时候好看多了。

当然，这话我没说出口。

因为我妈说过，“夸女孩好看，那是大人的事，你一个小屁孩夸什么夸”。

但我觉得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女人的心思，比符箓还难懂。这是我十二岁时总结出的真理之一。

伊莎贝拉带了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她爸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猎鹰基金”的公开信息。

“你查了吗？”她问，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要是没查我就揍你”的威胁。

“查了一点。”我说，“但数据不够。”

“你需要什么数据？”

“猎鹰基金过去三年做空的所有股票的清单。 不是公开的那份，是真正的清单。”

伊莎贝拉皱起了眉头——她皱眉头的样子，有点像我妈，但比我妈好看。当然，这话我也没说出口。

“这个很难拿到，”她说，“猎鹰基金是离岸基金，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他们的交易数据不公开。”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们需要换个思路。”

“什么思路？”

“不从猎鹰基金入手，从他们的‘猎物的共同点’入手。 ”

我把上次吃饭时说的思路又梳理了一遍。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我已经让人查了。那六家公司，没有共同的审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董事。”

“那有没有共同的股东？”

她愣了一下：“股东？”

“对。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那种。”

“等一下。”她翻了翻文件袋，抽出一张纸，手指在上面划了两下，“有。三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里，都有一家叫‘美洲资本’的投资公司。”

“美洲资本？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我让人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地在特拉华州，成立时间只有四年，股东信息不公开。”

“隐形股东？ ”

小主，

“对。”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

“伊莎贝拉，”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猎鹰基金做空这些公司，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制造恐慌。让股价大跌，然后让某些人低价收购。”

伊莎贝拉的眼睛睁大了——不是那种“哇你好聪明”的睁大，而是那种“卧槽我怎么没想到”的睁大。

“你是说……恶意收购？”

“有可能。”我说，“你爸的公司，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爸持股百分之三十五，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一家机构，持股百分之十二。剩下的都是散户。”

“百分之三十五，不够安全。 ”我说，“如果有人拿到那百分之十二的机构股份，再加上从散户手里收一些，就能威胁到你爸的控制权。”

伊莎贝拉的脸色变了。

从“正常肤色”变成了“稍微有点白的正常肤色”。

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抓住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她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姜建军，你确定？”

“不确定。”我说，“所以需要更多证据。”

“那我们去查。”

“等等，”我说，“你刚才说‘我们’？”

“对，我们。”

“你不是只让我帮你查吗？”

“那是上周的事。”伊莎贝拉说，“这周我改主意了。 ”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日派对没请我。”

我愣了一下：“……这有关系吗？”

“有。”她说，“你没请我，说明你没把我当朋友。既然不是朋友，那我就是你的客户。客户有权参与调查。”

“……你这逻辑，跟我周叔叔有得一拼。”

“周叔叔是谁？”

“一个律师。”

“那说明我的逻辑是律师级别的。”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最后我说：“行吧，你赢了。”

她笑了。

那个笑容，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妈炒菜时放了恰到好处的盐——不多不少，刚刚好。

当然，这话我还是没说出口。

三、微服私访

要查一个离岸基金和一个隐形股东，对十二岁的我来说，难度相当于徒手爬上帝国大厦——不是不可能，但爬上去之后大概率会被警察叔叔请去喝茶。

但我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第一，没人会注意一个小孩。

第二，我有林正源和赵明远的金融圈人脉。

第三，我有老张的阵法和朱秉璋的望诊。

你以为这些没用？错了。金融战打到最后，打的不是钱，是人。 而我看人，从来没输过——当然，这个“从来没输过”是基于我十二年的有限人生经验，样本量不大，但胜率百分百。

我决定从“美洲资本”入手。

这家公司在纽约有一个办事处，在曼哈顿中城的一栋写字楼里——具体位置我就不说了，反正那栋楼后来被拆了，盖了栋更大的。华尔街就是这样，楼拆了盖，盖了拆，钱就在这个过程中从穷人的口袋里流到了富人的口袋里。

我让林正源帮我约了一个“会面”——当然，不是以“姜建军”的名义，而是以“林正源助理”的名义。

林正源问我：“你确定要亲自去？”

“确定。”

“你穿什么？”

“……衣服？”

“我的意思是，”林正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有西装吗？”

我没有西装。

我只有我妈给我买的夹克衫，胸前印着一只米老鼠。

“米老鼠不行。”林正源说。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不相信米老鼠。”

最后林正源借了我一套他的西装。

他比我高一个头，比我宽两个号。

我穿上那套西装的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二岁的瘦小男孩，穿着一套成年男人的西装，袖子长了一截，裤腿也长了一截，整个人像是被一块布吞了。

我妈看到我的时候，笑了足足三分钟。

“妈，别笑了。”我说。

“你……你这样好像……”她笑得说不出话，“好像一个……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猴子！”

“妈！”

“好好好，不笑了。”她擦了擦眼泪，然后说，“但你这样真的很好笑。”

我放弃了。

1991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穿着一身偷来的西装——好吧，借来的——跟在林正源身后，走进了美洲资本的办公室。

前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金发，妆化得很浓，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那白牙白得有点不自然，我怀疑是假的，但没好意思问。

“林先生，这边请。”

她带我们走进了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几个色块胡乱堆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小孩的涂鸦。

但我知道那不是小孩的涂鸦，因为小孩的涂鸦不会这么贵。华尔街的办公室里，越难看的东西越贵，这是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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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那幅画看了三秒钟。

假的。

不是画是假的——画可能是真的——而是挂在画后面的东西是假的。

那面墙后面，有一个窃听器。

怎么知道的？老张教过我，“观气”。窃听器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微弱的电磁场。一般人感觉不到，但我练了“混元一气功”之后，对磁场的变化比普通人敏感得多。

说白了就是——我能“感觉”到窃听器，就像你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看一样。

我没说话，只是走到那幅画前面，假装欣赏，然后随手把它挪了一下位置。

实际上，我趁机在画的背面贴了一张“静音符”。

静音符的作用是：干扰半径三米内的电磁信号。

说白了，就是让窃听器失效——不是炸掉，不是烧掉，就是让它听不见。就像你捂住耳朵，外面的人说什么你都听不到。

老张说，这张符是他花了三个月才画出来的，“一笔画错就得重来”。

我当时觉得他很厉害。

后来我才知道，他画这张符的时候，戴着老花镜，手还在抖。

一个手抖的老道士，画了一张能让窃听器失效的符。

你说这事，玄不玄？

林正源看到我的动作，眉毛微微一动，但什么都没说。

等了五分钟，进来了一个人。

五十多岁，秃顶——不是那种“地中海”式的秃，而是那种“我已经放弃了”式的全秃，头顶油光锃亮，能当镜子用。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亮到我能从鞋面上看到自己的米老鼠夹克衫的倒影。

他伸出手，和林正源握了握：“林先生，久仰。我叫罗伯特·克莱恩。”

克莱恩？

我愣了一下。

这个名字，我在九岁的时候听过。

不是同一个克莱恩——那个克莱恩已经在监狱里了——但同名同姓，也是犹太人，也是做金融的。

这会是巧合吗？

不会。

老张说过：“世界上没有巧合，只有你没看懂的因果。 ”

我当时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后来发现，他说的是对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时候是对的。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他也会说“天机不可泄露”来糊弄过去。

四、一场表演

罗伯特·克莱恩和林正源开始聊。

聊的是“潜在的合作机会”——美洲资本想跟林正源的投行合作，做一些并购项目。

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营养。

就像我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但你不会去分析它的哲学意义。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克莱恩说话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一直在轻轻敲击桌面。

频率不快，大约每秒一次。

这是不耐烦的表现。

怎么知道的？朱秉璋教过我“望诊”——不是看病的那种望诊，是“望人”的那种。他说，人的小动作，比语言诚实一百倍。

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手指敲桌面，说明他在“应付”你。他的大脑在想别的事，手指需要找个地方发泄多余的精力。

再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摸鼻子，说明他在撒谎——因为撒谎会导致鼻腔充血，鼻子会痒。

当然，也有人摸鼻子是因为真的鼻子痒。

所以望诊这东西，不是百分之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