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摸索出来的规矩——同一个地点不能接太多人。每个人都要隔开，时间隔开，位置隔开。张三不知道李四来过，李四不知道王五在哪儿买的东西。就算有一个人嘴不严，也只能说出自己那部分，拼不出完整的交易图景。

小主，

马三的事一直在他脑子里。

那个收黄瓜的小贩，东西好就买了，交易完了就完了，偏偏多嘴问了一句“这黄瓜哪儿来的”。虽然当时收了回去，但何雨柱知道，这种人下一次还会问。再下一次，说不定就不是问了，是跟踪，是举报，是带着人堵你。

黑市上最怕的不是联防队——联防队虽然凶，但他们有固定路线，有固定查抄的时间段，摸清了就能躲开。最怕的是身边的人。那些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同行、买家、所谓的“熟人”，一旦起了疑心或者动了贪念，比十个联防队还危险。

所以这几个月下来，他给自己定了规矩：

第一，绝不跟任何买家建立固定关系。马三那样的，隔两三次交易才见一次，而且每次的地点都换，让他摸不着规律。

第二，同一个买家不能连续买同一种货。上回买了黄瓜，下回只能买粮食或者杂粮，不能让他看出你有稳定的货源。

第三，每次来黑市都要换地点，换装扮，换时间。不能让人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段、看到同一个装扮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也不行。

第四，交易时不多说话。不聊来历，不问去向，不解释货是哪来的。对方问得多了就开始装傻，或者编个囫囵话搪塞过去。最好的回答不是“我从某某地方弄来的”，而是“我就是帮人卖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他蹲在墙根下，把草帽又往下压了压。巷子里安静了一阵，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

今晚带了五十斤土豆，四十斤胡萝卜，三十斤棒子面。三个买家加起来出了不到一半。剩下的得在凌晨五点之前清掉，不能带回去。

他站起身，把麻袋甩上肩头，往巷子深处走去。

花市胡同这一片比鼓楼西大街更复杂。胡同更窄，岔路更多，旧房子连成片，有的地方窄得两个人并肩都走不过去。但也正因为复杂，更好藏人，更好出逃——联防队一般不愿意进这种死胡同，进去了容易被人从背后堵，他们也怕。

穿过两条横胡同，拐进一条更偏的巷子，这里已经靠近城墙根了。巷子尽头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住的都是最底层的人——捡破烂的、拉板车的、糊火柴盒的。这些人的钱少，买不起整斤整斤的细粮，但愿意花几毛钱买几斤棒子面或者几个土豆回去给孩子解馋。

他在这片棚户区里有几个固定的小买家——不是那种能大宗出货的对象，但胜在安全。这些人自己就是底层，见惯了黑市交易，嘴严，不惹事，也不会问东西是从哪来的。

巷子口有个黑影动了动。

何雨柱脚步不停，余光扫过去——是个半大孩子，十一二岁，瘦得像根竹竿，穿一件大人改小的破棉袄，光脚趿拉着一双烂了后帮的布鞋。脸上脏兮兮的，但眼睛亮。

“叔，还有棒子面吗？”孩子问，声音不大，带着点怯。

何雨柱认识这个孩子。上个月在这片区域踩点的时候，就是这孩子帮他指的路。孩子的爹是个瘸腿的板车夫，妈在火柴厂糊纸盒，家里五个孩子，这孩子排老三，叫小魁。

“有。”何雨柱把麻袋放下来，“买多少？”

“五斤。”孩子从怀里摸出一把零钱，一分的、两分的、一张五分的，数了半天，凑不够五斤的钱。

何雨柱看了一眼那些零钱，伸手把钱接了，没数。麻袋里的棒子面舀了六斤，装进孩子带来的布袋里。

“多了，叔，多了。”

“多的那斤是给你的，别跟你爹说。”

孩子愣了一下，然后把布袋抱进怀里，转身就跑了。脚步声啪嗒啪嗒地响，破布鞋拍在青石板上的声音越来越远。

何雨柱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深处，把草帽摘下来擦了擦额头的汗。十月底的夜风凉得刺骨，但他后背却出了一层薄汗——不是热，是每一笔交易都在消耗精力。

在黑市上，心善是大忌。

但他还是多舀了一斤棒子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