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何雨柱是被巷子里的狗叫声吵醒的。

保定的狗叫起来跟四九的不一样，嗓门更大，声音更野，像是要把整条巷子都掀翻了。他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听着隔壁院子里有人骂狗、狗又回了两声、最后人狗对骂的动静渐渐消停了，才翻身坐起来。

何雨水已经醒了，正坐在对面床上梳头。她的头发又细又软，编辫子的时候总要费好大劲才能把碎发拢住。此刻她嘴里咬着皮筋，双手在脑后忙活，看见哥哥起来了，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哥早”。

“早。”何雨柱穿好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城隍庙街已经完全醒了。卖豆腐脑的挑子停在巷口，热气在晨光里白生生地往上冒。对面裁缝铺的老板娘正往门口泼水，哗啦一声，青石板路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远处有钟楼的钟声传来，七下，不急不缓。

何雨柱从布包里掏出昨天在旅馆隔壁买的两个烧饼，递给妹妹一个。烧饼是昨晚的，凉了一宿，咬起来硬得硌牙，但两人都没说什么，就着凉白开一口一口地啃完了。

吃完早饭，何雨柱把布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粮本、户口本、他自己的工分记录、何雨水的学生证——每一样都拿油纸包好，再用一块蓝布裹了，塞进棉袄内侧的夹层里。这些纸片是他们在四九的全部生活证明，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东西。

何雨水在旁边看着，忽然问：“哥，到了街道办怎么说？”

何雨柱系好棉袄扣子，把领子翻整了翻，让布包看不出痕迹。“昨天不是教过你了吗？”

“我怕忘。”何雨水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万一人家问我的话，我怕说错。”

“你不用说太多。”何雨柱在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妹妹的眼睛，“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不会的就说不知道，不用编。剩下的哥来说。”

何雨水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在晨光里透着一层细细的光泽，像是浸过水的栗子壳。她不懂什么是遗弃罪，也不完全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找爹——在她心里，爹既然不要他们了，那就算了，顶多是夜里偷偷哭几场，哭完了日子还得照样过。

但哥哥说要来，她就跟着来了。

何雨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走吧。”

两人出了旅馆。胖老板娘正蹲在门口择菜，看见他们出来，拿眼神打量了一番。昨天这两位客人住进来的时候她就觉得稀奇——一个半大少年带着个更小的小姑娘，没大人跟着，布包里的东西看着也不多，不像是探亲，更不像是什么正经事。

“退房。”何雨柱把钥匙搁在柜台上。

老板娘擦了擦湿手站起来，接过钥匙往账本上划了一笔，没多问。这年头南来北往的人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做生意的、逃难的、找人办事的，城隍庙街上每天都有新面孔。她收了房钱，随口说了句“慢走”，又蹲回去继续择菜了。

街道办在城隍庙街往南三条巷子的十字路口上，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楼下的门脸上挂着两扇带玻璃的木门，门口钉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保定市城南区城隍庙街道办事处。

何雨柱站在街对面看了几秒钟。这栋房子比他想象的要气派一些，门是新的，窗户擦得亮堂堂的，玻璃后面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人在走动。门口停了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的后座上还绑着个公文包，皮子磨得发亮。

“就是这儿？”何雨水问。

“就是这儿。”

何雨柱牵着妹妹穿过街道，推开那扇玻璃门。门轴上了油，推起来无声无息的，倒是门后的一串铃铛响了，叮叮当当几声脆响，惊动了里面的人。

一楼是一间大开间，摆了三张木头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和纸张，有的用铁夹子夹着，有的用橡皮筋扎着，最多的用一块镇纸压着。靠墙的柜子里塞满了档案袋，牛皮纸的、旧报纸的、白纸糊的，鼓鼓囊囊的活像一只只张着嘴的蛤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