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

杨启气定神闲地对工作组说，“这一定是有人污蔑我！”他自在地喝了一口茶，才徐徐说道，“若你们没证据，请放我出去。我是棉纺厂主任，厂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部署。”

1991年1月的G市，气温寒冷。杨启说话时冒着蒸腾热气，一身酒色财气，仿佛都掩在热气下。

不透一丝阳光的室内，他正襟危坐，强撑领导派头，却掩不住严重凸得像气球的肚子，像穿棉袄的癞蛤蟆坐凳子一样可笑。

杨启确实不心虚，他确实受贿，但他没有变卖国有资产，这两种不是一个罪刑。他向来胆小怕事，哪怕是私下受贿，零零总总累计起来，数额顶多五万块。

他只不过是利用职权，将棉纺厂里为数不多对外招聘的基层一线岗位扣下来，私下进行售卖，一个岗位卖个四五百块钱。

他只不过是卡着下属的档案与晋级评定，不主动给他送礼、不请客吃饭的人，通通被他卡在原位，被穿小鞋，被当狗使唤。

他只不过是在采购工会礼品时，只选择给他送礼、给他回扣、请他下馆子的供应商。哪怕行贿的供应商本身品质低劣，价格偏高，但损害的是工人的利益，又不是损害他的利益。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按理来说，杨启敛财数额日积月累下来，应该能负担得起G市四五万块一套的商品房，买得起一辆普通汽车才对。但他是个扶弟魔，敛财来的钱，全部进了家里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口袋。

杨启出身于工人家庭，他父亲是棉纺厂的中层领导，即将退休前，拍板将这个岗位由他来顶上。

作为大哥的杨启，顶岗进工厂成为主任后，自觉在他两个弟弟面前矮了一头，觉得自个儿占了家中最大的便宜，吃了最大的油水，自然也要把其他一些利益分给弟弟们，他心理才过得去。

既然三个儿子中，只有自己顶岗，赡养父母的责任也被家里人理所当然地安在他一个人身上。两个弟弟也啃杨启啃得理直气壮，这是大哥天生欠他们的，谁让大哥顶了老爸中层领导的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坑被大哥占了，他们也只能一辈子在基层一线待着，工作环境、社会地位、薪资福利与杨启天差地别。

工作组冷笑，将证据甩到台面上，眼眸深沉地盯着杨启，“仔细看看，这全是证据。这份变卖合同，落款是你的手写签名，时间就在最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老实交代，那么减刑的机会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