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皇权主导的权力制衡，桓灵二帝在位时，朝廷势力主要由外戚与宦官主导，交替专权。

宦官任用私人，鱼肉百姓，只顾私人享乐，全然不顾百姓死活。

而外戚一族相对清廉，尤以大将军窦武为首，以至于两党之间权利争夺愈发严重。

于是乎，第二次党锢之祸接踵而至，这场席卷了整个汉朝，年幼的皇帝听信奸佞宦官的一面之词，重启党锢，以致党人彻底失去与宦官争权的可能。

无数名士尽皆死于这场莫须有的迫害之中，同时，年幼的皇帝也逐渐的夺回了属于他自己的权利，身为皇帝的权利。

当然，这个权利是在被宦官们遮蔽了双眼的权利。

正如灵帝阿父张让所言，其聚敛财物不知亿万，故于京城营建巨型高楼建筑以供玩乐，皇帝突发奇想，欲要登高看一看属于他的一切。

张让言：“天子不应登高，登高，老百姓便要虚散。”

灵帝闻言遂作罢，便再也没有登过永安候台。

由此可见，宦官们的权势达到了何种程度，在他们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国家千疮百孔，毫无生机可言。

所以，袁绍明白这往后的几年中，直到黄巾起义的这个阶段，朝堂之上宦官专权，再无士人翻身可能，倒不如在老家修身养性，同时聚敛名望，以待时变。

过去的袁绍正是因走了这一条路，从而名动海内外，诸多俊才豪杰争先来依附，如此手段袁绍岂能抛弃。

待时有变，天下豪杰如蛟龙入海，名望震天，进而完成党锢之祸中三君未竟之事。

“诛杀宦官。”

如此，袁绍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带领下，袁氏便能一跃其他世族成就天下共主多少局面。

毕竟，在这场席卷了十余年的党锢中，士人们那紧绷的无以复加的情绪只需要一个宣泄口，就会化作滚滚长江顺流而下。

而这个宣泄口，便是成功诛杀那些专权跋扈，丝毫不知收敛的无根阉竖，只待成功，这些士人就会一窝蜂的涌向袁氏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