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Tacitus）声称，更多的叛国审判随之而来。

他指出，提比略在统治初期曾对采取行动犹豫不决，但到了晚年，他似乎毫不迟疑。

受影响最大的是与尤利安家族有政治联系的那些家族。

甚至帝国的行政机构也未能幸免，所有与塞雅努斯有联系或被认为参与其计划的人都被立即审判并处决，他们的财产被国家没收。

塔西佗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切：

“此时，处决成了他怒火的发泄，他下令处死所有因与塞雅努斯勾结而被指控并关押在狱中的人。

死者成堆，无论性别，无论年龄，无论是显赫还是卑微，都未能幸免。

亲属与朋友不得靠近，也不准为他们哀悼，甚至不准多看一眼。

间谍四处监视，记录每位哀悼者的悲痛，并跟踪腐烂的尸体，直至它们被拖入台伯河（Tiber），漂浮或被冲上岸边时，无人敢焚烧或碰触它们。”

然而，塔西佗所描绘的暴虐、复仇的皇帝形象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

爱德华·托戈·萨尔蒙（Edward Togo Salmon）在《罗马世界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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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比略的整个22年统治期间，不超过52人被控叛国，其中几乎一半未被定罪，而四名无辜者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乃是因元老院的过度热忱，而非皇帝的暴政。”

当提比略在卡普里岛（Capri）时，关于他在那里究竟在做什么的谣言不胫而走。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了一些关于性变态的耸人听闻的传闻，包括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残忍行为，以及他无尽的偏执。

尽管这些传闻大多经过了夸大，但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至少展现了提比略在罗马元老阶层中的形象，以及他23年统治期间对元首制度（Principate）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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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扬努斯（Sejanus）事件以及最后的叛国审判永远地损害了提比略（Tiberius）的形象和声誉。

在塞扬努斯倒台后，提比略彻底撤离了罗马（Rome）；帝国的运转更多依靠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建立的官僚体系的惯性，而非元首（Princeps）的领导能力。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提比略变得偏执，并且花了大量时间沉浸在对他儿子之死的悲伤中。

在此期间，帕提亚（Parthia）发动了一次短暂的入侵，而达契亚人（Dacian）和日耳曼部落（Germanic tribes）也对罗马的领土进行了骚扰。

几乎没有任何计划或安排来确保提比略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