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明初进行过大力整改，洪武初年尚宾馆副使刘夏(1314—1370)指出“内中国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理，人伦之大义。今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后中原府州司县官，固当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赐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渐知华夷之辨”。

明初强调“华夷之辨”思想最强烈的学者是方孝孺，激烈程度起码在外面表现上已经超过了朱元璋本人，根本不承认蒙元政权的合法性。后来经过了土木堡之变，外患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着作中强调起了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历史功绩。

何乔新（1427年-1502年）《皇明条法事类纂》强调：盖自胡元入主中国，衣冠变为左衽，正音转为侏离，彝伦攸斁，人尽胡俗。仰惟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肇修人纪，扫胡元之陋俗，复华夏之淳风。去异服，而椎髻不得以乱冠裳之制；禁异言，而胡语不得以杂华夏之音。有余百年，国不异政，家不殊服，斯世斯民复见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实我列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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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思想体现地最激烈的要数成化年间陆容《菽园杂记》里的论述，只保留在上海图书馆的明刻本中，满清刻本被删去了：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

然则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也，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攘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

这段话直接指责了为蒙元效力的一大批文人，称“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如果没有他们维持辅翼，就不会有“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

可是上面列举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北方汉人，郝天挺连是否汉人都存疑，都在“不能无责备”的抨击之列，像刘因那们只是极短时间出任过蒙元官职，后来一直“不仕”被认为必须谨守的底线，可见其思想之激烈。

这已经类似于钱学森的堂侄，美籍华人科学家钱永健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表示“血统不能决定身份，我是美国人”而在网上引起非议一样。

“华夷之辨”源自春秋时期，经过明代重建到王夫之的完善本来是非常成熟清晰的区分民族和文明程度的理念，可是经过满清统治和后来外国含糊不清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冲击支离破碎，这个恶果的起因其实是朱元璋认同的蒙元政权的正统合法性。

蒙元既然被视作正统合法政权，明清之际大量投靠满清的汉奸就有了历史先例为借口，而且随着外敌入侵这个恶果越来越严重。蒙元灭宋时，叛宋为蒙古效力最重要的人物还只是一个地方将领刘整，到了明清之际，已经有了中央核心决策层洪承畴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