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诏在南京建造备倭海船，南京逐渐成为明代最重要的造船中心。

洪武后期，造船场分布愈加广泛，福建、浙江、山东、湖广出现了许多大型造船厂。

明初造船业与宋元相比不遑多让，造船规模之大，造船配套之齐全，造船质量之高，造船检验之严，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明代的造船巅峰无疑是永乐朝，仁宣之后，社会思潮趋于保守，航海的没落直接带来了造船业的没落。

除了战略收缩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大型木料奇缺。

唐中期以来，气温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气候条件的变坏，自然影响到树木的生长，到了嘉靖和隆庆年间，作为江南粮仓的苏州竟然六月飞雪。

不仅北方的大木材已经砍光了，就连南方也难找到大木料了。

三大殿被焚，朱翊钧只能命人去云南、贵州、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去砍伐树木，然后经过长江运到南京，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来，要多费事有多费事。

连修建皇宫的木料都这么紧缺，哪有闲心事造船？

到了泰昌年间，山东水师、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用的还是万历三十年前的战船。

因为年久失修而朽坏不堪，在面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高大威猛的大船时，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

痛定思痛，常洛决定重振造船业。

然而船是造出来用的，只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才能积累造船经验，设计出更合理更适航的船只。

明朝实行闭关政策，远洋航行的需求几乎没有，顺理成章，在建造远洋船只上自然就是一片空白。

泰昌七年正月初九，文华殿中，新年的第一次朝会，常洛就宣布，从今年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逐步废除维持了六百年的禁海令。

海禁政策宋朝就有，本质是争夺海贸控制权。海禁是限制和禁止民间私人贸易，从而以官方朝贡贸易垄断利润，商人不是不可以出海做生意，而是必须取得朝廷允许，并且要课以重税。

元朝实施官本船制度，由政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挑选经手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民三官七。

走私屡禁不止，大海商群起反对，官本船制度被废弃。

元朝和阿拉伯、欧洲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之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弃种水稻改种桑树的风潮，粮食产量税减，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各地出现食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