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

汪精卫在左派声声呼唤中，满怀希望回到国内，是准备回来当领袖的，刚到上海，吴稚晖用污言秽语对他表达敬意，等他愤而离开上海抵达武汉时，蒋介石用政变来表达对他的欢迎，把汪精卫差点给气疯了，左派也基本被气疯了，他们知道蒋介石不老实，但没想到这次搞的这么出格。

4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得到两个消息，第一个是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以领袖的口气通知中央委员们到南京开会，第二个消息是上海工人纠察队被袭击和缴械的事情，汪精卫立马发飙：简直是反了！第二天又表示：非为这些工友复仇不可。。。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何香凝说：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打倒这些反革命派。孙科表示：蒋介石是革命敌人！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免除蒋介石所有职务，开除党籍，成为国民党头号通缉犯，按反革命罪论处。

尽管左派们群情激奋，恨不得把蒋介石抓过来给剐了，调子一个比一个起的高，但实际上都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武汉这个地理位置太尴尬，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掉头打蒋介石吧，北方奉系会趁机南下捡便宜，继续北伐吧，担心蒋介石不讲武德，偷袭武汉，实在不好选择。

无论怎么选择，都有隐患，争论必然激烈，大家唇枪舌战，场面火爆，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意见都不统一，鲍总和罗易每次开会就大吵，鲍总觉得应该继续北伐，他认为湖北地处四战之地，武汉政府实力有限，根本守不住，趁现在还有点实力，应当立即北伐，占领河南，和北方的冯玉祥会和，即使遭受蒋介石和奉军的围攻，打不赢还可以跑嘛，跑到大西北，实在不行还可以跑到新疆，背靠苏联，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

罗易说你这不是逃跑主义吗？真正的共产党员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发动工农运动和土改，取得人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凝聚力量，再北上打击奉系，将冯玉祥从北方接到河南，让冯玉祥对付奉系，然后武汉北伐军再行东进，直扑南京，彻底消灭蒋介石这个反动派，这才是上上策嘛。

最后大家吵来吵去，还是定下来先行北伐，把河南打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和他们结成同盟，这样实力就很强大了，再依据形势决定是攻占北京或者南下收拾蒋介石。

1927年4月16日，刚刚在上海死里逃生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趁蒋介石在南京和上海立足未稳之际，马上出兵讨伐，必然能够成功，周恩来这个看法是非常有眼光的，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国民党正统，只要发号司令，大部分军队都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打垮蒋介石的几率很大，苏联军事顾问也分析过，政变刚发生的那几天，如果对蒋介石动手，可以轻易解除蒋的武装。可惜的是，斯大林支持继续北伐建立西北基地的想法，所以就继续北伐了。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中国很热闹，有三个政府，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老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北洋政府，联共联苏的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也害怕武汉政府打他，当时立足未稳嘛，让李宗仁派人到武汉沟通，表示我们是党内兄弟之间的分歧，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当前还是要一致对外，先把张作霖干翻再说，等攻占北京以后，再商量着来，我们之间就不要打了，免得别人看笑话。

既然各方的意见都是先行北伐，那就北伐吧，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汪精卫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二次北伐有三个重要目的：首先是统一全中国，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其次是打倒奉系军阀，第三是打倒内奸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经过一番激战，5月下旬，北伐军在河南击败张学良统帅的奉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多说一句，贺龙在这次战斗中开始展露风采，两个月后，他将率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既然说到冯玉祥了，那就多说几句，不然没法解释后面冯玉祥的行为。前文也说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苏俄遭到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围殴，列宁形容的很贴切，叫社会主义的一叶孤舟航行在资本主义的惊涛骇浪中，随时可能被拍翻，急需在外界找到帮手，哪怕只是能吼两嗓子的帮手也可以，起码可以捧个人场嘛。

在中国找来找去，肯定找实力最强的合作嘛，谁愿意找个弱鸡？最先步入苏俄法眼的就是吴佩孚，被美国人称为宇宙最强，支持五四运动，好像很进步的样子，最关键的是，吴佩孚是反日的，对日本人没好感，与张作霖是死敌，简直完美，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是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和俄国人从来都不对付，日本人支持的苏俄无条件反对，对苏俄来说，吴佩孚简直堪称完美。

小主，

于是双方就聊上了，合作的欲望都很强烈，苏俄需要朋友，吴佩孚表示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嘛，等你帮我干死张作霖，统一全中国之后，我们的关系肯定会好的不会再好了，苏俄说帮你没问题，我们先提点要求，那个外蒙古自治和中东路铁路的事情，吴佩孚说这些事情很简单，我是这样考虑的，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自治，还有中东路铁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绝对要收回的，至于苏维埃制度，基本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适合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就挺好的。列宁一听，这还合作个啥？浪费口水和表情，找下家去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对吴佩孚产生一丝敬佩之情，绝对老吴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其实先不要那么激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张作霖也算条汉子，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俄国国内腐朽的统治阶级都懵逼了，列宁要革他们的命，托洛斯基要持续革他们的命，直到彻底革完为止，巨大的恐惧促使这些人立即跑路，跑的慢的都被杀了，形成巨大的难民潮，其中一些就跑到中国东北，哈尔滨的俄国难民就非常多，这些难民原来都是俄国的寄生虫，没什么本事，逃到中国后过的很凄凉，很多都变成了乞丐，被张作霖看到后，对苏俄非常不屑，表示俄国人连面包都吃不上，进步个。。。，此处省略几个字。

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觉得苏联很牛，其实回到当时，苏俄也只是一个小baby，在当时中国的军阀里，但凡有点别的靠山的，都不太愿意跟苏俄合作，何况帝国主义国家都虎视眈眈，表示如果你胆敢从苏俄那里领盒饭，以后就别想从我们这里拿一毛钱了，中国这些有点门路的军阀基本都对苏俄敬而远之。

但是俄国同志们信念很坚定，继续找合作对象，在南方找到了孙中山，也就有了气壮山河的北伐，在北方找到了冯玉祥，冯玉祥的主要地盘在西北，属于中国的苦寒之地，比较贫穷，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没看上，冯玉祥也就没有机会和这些反动分子勾搭，在苏联同志们的眼中，冯玉祥“纯洁的像张白纸一样”，双方立即展开愉快的交流，苏联需要冯玉祥对付张作霖和吴佩孚，冯玉祥需要苏联的军火和金钱，双方对彼此都有深深的渴望，如同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苏联在张家口和开封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校，大批军火通过陆路运输过来，冯玉祥的实力开始大增。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军营里以前一直悬挂着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地图，表示勿忘国耻，和苏俄合作后，这些地图就不见了。不过这都是冯玉祥的障眼法，他既不纯洁也不像白纸，虽然他毫无保留的接收了大量苏联军火，但他和苏联的合作是有相当限制的，比国民党合作的力度小太多了，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在军队中搞政治工作，生怕把自己的队伍拐跑了，搞得苏联人对他也不是很放心，大家都留着小心眼，小心翼翼的合作着，随时做好了翻脸的准备。

对于冯玉祥和苏俄混在一起的事情，吴佩孚和张作霖都很不爽，尤其是吴佩孚，对反骨仔冯玉祥当年捅自己刀子的事恨之入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老吴居然和老对头张作霖合作起来，在1926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联合起来对冯玉祥一顿胖揍，双方在南口杀的血肉横飞，三方都损失惨重，吴佩孚大伤元气，结果此时广州北伐军不讲武德，开始北伐，直接把受伤过重的宇宙最强吴大帅给打残废了，取得光复武汉的辉煌战绩。

多说一句，在南口大战中，装备精良苏式武器的冯玉祥部队，虽然英勇顽强，还占据苏俄顶级堡垒战专家设计和修建的南口要塞的地利优势，还是没挡住吴佩孚的攻击。

吴佩孚的确不是吃素的，经过人肉磨坊似的战斗，打破了南口堡垒，迫使冯玉祥跑路，在路过库伦（乌兰巴托）的时候，经过鲍总做工作并亲自充当介绍人，冯玉祥正式成为国民党的一员，然后跑到苏联求救去了。

苏联虽然对冯玉祥不放心，在1926年底，还是援助了大批武器，这个时候广州的国民党北伐已经开始了嘛，不但开始了，成绩还异常出色，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国民党居然分裂了，有了两个国民党政府，一个武汉的，一个南京的，苏联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冯玉祥当然跟着支持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当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的时候，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配合武汉北伐军攻占河南，冯玉祥非常听指挥，进军河南，成功会师。

说到这里了，就有必要说下汪精卫大帅哥了。和刚才说的那些粗人相比，汪总绝对是一个斯文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四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以后跟着哥哥过生活，他的哥哥是个标准的老书生，把振兴家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小汪身上，对他要求极其严格，要求坐有坐像，站有站像，小汪也非常听话，学习搞的非常扎实，但少年人活泼的天性泯灭了，形成了干啥事都唯唯诺诺，没有自己主见的性格，伴随他的一生。

小主，

所以小孩教育一定要特别注意，严格要求小孩是好事，但不能过了，过了孩子就没主见了，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到社会上都不会有太大出息。

蒋介石就和汪总完全相反，从小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