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和街道的同志，分别去徐，石两家勘察了失窃现场，另外还找周围的群众打听情况，问他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

这个时间，上班的都走了，上学的也走了，只剩下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在家里带孩子。

赵大妈是石家的老邻居，同志们很重视她的话。

她是个诚实人，一听说石大磊他们说姜颜是小偷，还把他们两家都搬空了，气得差点问侯石大磊的祖宗十八代。

“同志，我就没见过那么苦的孩子。”赵大妈打包票，“这事儿跟小姜没有关系，肯定是他们冤枉她。”

“大妈，您别激动，您好好想想。”

“不用想。”赵大妈道：“小姜今天一早下乡去了，手里就一个小包袱，里面除了几件衣裳，啥也没有。她去东北，家里连个铺盖都没给她带，就连她下乡的补助，都让石家人贪了。”

接着，赵大妈就把姜颜在石家是如何受压迫，考上的工作是如何被亲妈和继姐作没的，又是如何下乡等一系列的事儿都讲了一遍。

办案的同志们听了，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是亲妈？说是后妈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同志，小姜连一百斤都没有，瘦的呀。你说大晚上的，她一个人，咋可能拿走那么多东西。又是自行车，又是钱，她往哪儿藏？偷完石家，又跑去偷徐家，她两条小细腿不得倒腾断了？”

这些问题就算赵大妈不说，常年办案的同志们也能考虑到。

如果说姜颜有同伙，有人接应她，也不太可能。他们打听过了，这个姜颜一向话少，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社会关系非常简单。

另外，他们没有从徐家和石家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足迹鉴定和指纹鉴定也没有任何进展。

“同志，你想一想，我们家里没有陌生人的指纹和足迹，这不正说明了是出了家贼吗？”杨红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

负责记录的女同志早就看不惯她了，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证人，证明姜颜走的时候，只带着一个小包袱，而且我们已经和知青办的人联系过了，她一个人连行李都没拿，早早的到了火车站。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又找不到赃物，可不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

杨红英讪讪的闭了嘴，想了想还是不甘心。

“那现在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