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加大公共投资，这是我们救市的重中之重。”

“对，我也同意江处长的观点，加大投资。因为当前全球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老百姓手里都紧巴巴的，国内消费需求明显呈现疲软态势；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也给我们的出口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调节经济、提振市场最终的着力点就只能落在投资上。”

“我认为加大投资的重点要放在基建上，”又一个教授紧接着发言：“基建项目涉及的上下游企业众多，一个基建项目的落地很可能就会救活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只要企业收到了项目货款，手里资金充足，才能进行正常周转运营，支持经济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等到基建修建完工，又可以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使用，到时候也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税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江寒知道，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基础建设的投资也是如此。

经济疲软时搞基建这套理论最初源于凯恩斯，当时凯恩斯的提议十分简单粗暴，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给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安排”就业，哪怕让一波人挖坑，另一波人再给填上都行。

这种为了搞基建而搞基建的做法，在实际应用中则会引发基建工程使用效率低甚至闲置的情况。

投资基建的钱都是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券募集而来的，这种“一个人挖坑一个人填坑”的做法只是在加大政府的债务，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

如果一味地加大投资，无视经济结构的均衡，很容易造成投资在经济中占比过大，从而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江寒也清楚，这四万亿投资的初心是好的，但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2008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体制、社会、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这一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税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等议题，希望透过深化市场机制的方式“修理”已出现的“故障”。有不少有识之士当年就大声疾呼：放弃保八、藏富于民。

但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打乱了改革的步调，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此后，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商品市场都在向着政府、国企靠拢，甚至可以说连续30年的改革开放“开起了倒车”：政府办市场。

这与容基时代的国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两会”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