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至少赵骏觉得不是。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假大空，觉得这只是喊喊口号，与我一个月三千块有什么关系？

但要考虑的是，你月薪三千，那是因为你的能力只能如此，不代表国家没有在为百姓谋福祉，为全体国民做保障而努力。

因为不管是从理想主义出发，还是从现实主义出发，都必须如此。

首先是理想主义。

赵骏怀揣理想，那势必就要为百姓考虑。

让所有大宋百姓，都能吃得饱饭，穿的起衣，口袋里有钱，过上理想幸福的日子，才能实现他心中的抱负。

其次从现实角度出发，那就更好理解。

正如那句话所说，所有国家掌权者的第一忧虑，都是政权安全。

你国家的老百姓吃不饱饭，穿不起衣，口袋里也没有钱，过着牛马般的地狱生活。

他们要造反掀翻了你的政权怎么办？

所以不管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赵骏都必须把百姓放在第一位。

如今大宋的发展已经走上正轨，但这个过程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因而赵骏需要时时刻刻前往民间，去找一找问题在哪里。

大宋庆历八年十一月，年底到来，全国各地依旧是一片热火朝天。

到处都在修路，搞基础建设。

随着价值一贯的银元以及价值五贯、十贯、二十贯的绵钞上市，国内经济就更加繁荣。

汴梁城区商业街，大家出门交易买卖，就再也不需要用一个大包袱，甚至干脆用马车装大箱子，带着重达几十斤的铜钱去交易。

毕竟一贯钱有三四公斤重，你带二十贯钱出门跟别人做买卖，就相当于扛着六七十公斤的东西，属实过于锻炼身体。

而开封作为大宋中枢城市，又是交通最发达的城市，天南地北的商品都会聚集于此，衍生出了庞大商业。

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开封府对于外来人口进行登记，已经确定如今汴梁人口超过了三百余万。

虽然跟后世北上广深动辄两千万人口不能比，但要知道这可是在千年前的大宋，全世界百万人口的城市都屈指可数的时代。

同时期也就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才能达到这种级别。

反观开封则超越百万量级，是巴格达与君士坦丁堡的三倍！

十一月二十六日，临近腊月，汴梁不仅没有萧条，反倒愈加繁忙，大街小巷，到处都挂上了灯笼，喜庆的色彩浓重。

傍晚时分，赵骏和范仲淹一起下班回家。

平时回家赵骏出了西华门就到了，而范仲淹则出西华门还得走顺着启圣院大街往北去梁门里大街，再往西去出梁门到外城去。

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出了西华门，赵骏徒步回自己家里，范仲淹则坐轿子，在护卫们的保护下与他分别。

但今日两个人却脱下了代表尊贵的紫色袍服，穿上了两身常服，漫步在城西街头。

此时他们从西华门出来之后，直接就到了启圣院大街。

原本要走到这里，需要从西华门出来后，顺着西华门大街，路过西角楼大街才行。

可如今西角楼大街已经被纳入到了皇宫的范畴，皇宫外就是南北竖着的启圣院街道，宫墙已经修建好，钢筋水泥构造，上面还有琉璃瓦。

一群群士兵沿着皇城根巡逻，见到赵骏和范仲淹出来，看到他们没有穿官服走出宫门，出于职责正想上去盘问。

结果从他们身后又走出来数十名穿着常服的人，为首的把宫牌亮了亮，士兵就离开了。

“你有妻儿，我也有妻儿，散值后不回家，非拉着我逛街。”

范仲淹摇头晃脑道：“你真是闲得没事。”

“怎么能叫闲得没事呢？”

赵骏笑了笑道：“这叫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老范不是我说你，该出去多走动走动了。”

“这不是在陪伱走吗？”

范仲淹向远处摆了摆手，示意在门口接他的车夫回去。

宰相们的车夫要等一天，平时也很难离开太远的地方，随时盯着，防止他们临时出宫有事，也很辛苦。

赵骏与他肩并肩，身边的护卫们换上常服之后，迅速融入人群里，若有若无地贴着他们走。

他们抬起头看向西华门大街，此时的街道与十多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木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向远处排列。

工业时代虽然到来，但城市的变迁往往需要政府发挥建设作用，不然想靠居民自己改善居住条件显然不现实。

就如同二战时期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改革，可东京主要建筑物依旧是低矮的木制平房，给予李梅烧烤绝佳的机会一样。

此时大宋很富裕，今年财政收入可能会突破两亿。然而要把整個开封内城外城大改造，拆迁费简直是天价。

最直观的就是内城四十多个坊市，即便最外围的景福坊一套一百多平的普通二层住宅，价格也达到了一万多贯，越靠近皇宫，价格就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