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田昌在的话，就会认出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成都府路以及汴梁一带有名的茶商。

场间安静了好一会儿，过了片刻，之前去码头接田昌的周云升才缓缓开口说道：“诸位，开弓没有回头箭，干吧。”

“真的要干吗？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些？要不要再商榷一二？”

有人说道。

另外一位王家家主王敏环顾众人道：“朝廷断了我们的财路，如果不想办法阻拦见钱法的实施，明年你们别说还能拿到钱币，茶引估计都拿不到多少了。”

“是这么个理，但你们汴梁茶商已经被朝廷断了茶引，听说还有几家被下了狱，这次就算成功了，朝廷要是秋后算账怎么办？”

有个成都茶商接茬道：“而且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就这么明目张胆跳出来，会不会太冒失了些？我等是为了求财，又不是去送命......要不还是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朝廷那边的口风再说吧。”

“是啊，现在这么做过于激进了点，惹怒了朝廷，我们可就遭殃了。”

“还是再等等吧，也许还会有转机。”

“等什么？”

周云升大怒呵斥道：“再等下去，今年米麦你们还能收到？茶引还能拿到？耽误一年的入项，那么大的家业顷刻间就要倒下，不拼一拼以后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他这么一说，便让众人面面相觑。

虽然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就说汴梁富商家产十万贯以上的比比皆是，百万贯以上者也有不少。

但实际上大宋的商人们真没那么有钱，当时腰缠万贯就已经是土豪，在一般县城里当个首富都没问题，更别说百万贯以上级别。

整个汴梁茶商行业，就只有田昌做到了身家百万。

他一次性能从杭州运来十二万斤茶叶，最多的时候二十万斤，即便是只按普通茶叶一二百文一斤价格卖，也能卖出一两万贯乃至三四万贯的收入。

如果是好茶，往往在三四百文甚至五六百一斤，收入只会更高。

而且这还只是春茶，当时有夏茶、秋茶、冬茶，四季都有茶叶市场，一年顺利的话能运七八趟货，所以每年田昌的收入都在十万贯以上。

但要注意的是这是总收入，还没有扣除成本。

林林总总的成本扣下来，他实际上每趟净利润也不过几千到一两万贯，一年净利润可能三五万贯左右。

可即便如此，包括他开在各地的门店、铺面、其它产业以及多年家财积累，也已经是百万贯级别的顶级大富豪。

而次一级的高级大商人，像周云升、王敏他们，虽然也是汴梁大茶商，但总身家也不过几十万贯，平时的流动资金一般也就十几万贯。

除了他们之外，这里剩下的人大多数就是二三十万贯身家，流动资金几万贯而已。

茶商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种是靠茶引进货卖茶，另外一种就是靠每年转运到边关的粮食，得到虚估的钱币。

然而茶引能给的利润极为有限，首先是茶引有官府政策，十二万斤是上限，再有钱也搞不到更多的茶引。

其次是茶价受市场影响很大，官府可以通过摊派压低茶农的利润，低价收购，他们就不行，必须抬高价格才能收到好茶。

再加上受各种各样的情况影响，茶叶市场容易造成波动，有时候辛辛苦苦从各地把茶运到汴梁来，遇到茶叶价格暴跌，说不好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钱。

因此相比于田昌，这些人其实更依赖于从边关获利，得到虚估货值，吸朝廷的血，甚至绝大多数茶商主要利润来源就是从边关搞钱。

现在朝廷开见钱法，杜绝了虚估货值，无异于断了他们一条重要的生计。

只是断了生计是一回事，冒着被抄家灭族的风险跟朝廷作对又是另外一回事。

史料记载除了官商背景以外，有宋一代对大商人一直没手软。

很多地方官员都喜欢对商人横征暴敛大肆盘剥。

甚至还有“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