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闻言眯起了眼睛，遂将眼光扫向了自己面前那个木箱子。

“这里面的都是？”刘表指了指那木箱子，问刘琦道。

“是，都是孩儿所写的，是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稍后还请父亲阅览。”

刘表站起身，来到了那个木箱子前，开始一卷一卷的展开当中的简牍细读。

“似都可用于蒙学。”刘表大致翻阅了一边，道。

刘琦赞同道：“都是孩儿为了蒙学，而苦心编纂。”

刘表转头看向他，似乎是猜到了刘琦的心意。

“你想将蒙学，也列入荆州官学之中？”

刘琦拱手道：“父亲英明，孩儿正有此意。”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朝政府选拔官员的方式，逐渐从以地方推荐为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经学教育成为汉代教育的主流，规模也日益庞大。

汉朝在雒阳设太学，在地方上设立地方官学。

到了中平年间，太学里的学生到了三万人。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无法进入官学学习。

于是，有能力传授经学的儒者们纷纷开办私学，招收学生授业，私学的数量在郡国极盛，几乎和官学一字平肩。

正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见当时各地的公私学校，数量之多。

公私学校虽然在郡国极多，但在汉朝的官学里，没有设立蒙学，也就是没有初级的入门教育。

也就是说，汉朝所有太学生的启蒙教育，都是在私学里完成的。

汉朝的蒙学就像今天的小学一样，承担起给学童们启蒙的任务。

“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就是指蒙学。

官学不办蒙学，而是将蒙学交由私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很多经学士子，如果没有进入太学以及举孝廉入仕，那么就会在乡闾开办私学，传授儒家经学，这也算是解决了一部分士人的就业岗位。

其二，就是学经的人数逐渐增多，太学生的教育对于政府来说都是一大块负担，何况还要主持蒙学？

其三、适合启蒙教育的书籍，像《六甲》《九九》《急就》《三仓》等典籍亦算在士人群体中普及，很多士人能够弄到（当然没有经学门路的普通人想得到这些典籍很难），故而对于普通的士人来说，用这些典籍来换取一份活计，总比让他们去经营农事或是商事要强的多。

其四，说实在的，还是士族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手中的经书，只是在各家相传，严格的维护着自己的地位和，私学招收的小学生，普遍也要看家室和传承，普通乡闾中的黔首想要认字读书？做梦去吧。

但是如今，刘琦却很显然想要以官方的角度，向蒙学伸手，将这个情况适当的进行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