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些犯官实边，正可弥补辽地人手、人才齐齐不足的劣势，也算给正在北地积极经营的徐达送去一些得用的人手。

不过方孝孺与郑士利却被朱肃保了下来。二人虽也是犯官家眷，但因报社筹办之事，特准其入国子监听用。大明朝第一份报纸“大明时报”在半月之后火热出炉。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很快在应天掀起了波澜，报纸上剖析时政、解明新闻，特别是还有罗贯中罗大作者所撰写的各式话本连载，让百姓们对报纸顿时趋之若鹜。

报纸上的内容，很快就主导了应天各式茶馆酒馆百姓们的谈资。

新学和国子监的事，则放手给了宋濂和刘伯温。宋濂不愧为学问大家，他从朱肃所阐明的“夫子真意”出发，皓首穷经，洋洋洒洒的发表了多篇文章，将程朱之儒斥为“伪儒”，“偏安之儒”，认为实现华夏的伟大复兴，才是古之圣人言语的“最终真意”。

为此，老人家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积极编撰国子监教材，发展新学。同时，方孝孺作为报社主编，也带头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辩论文章。他才学出众，那些旧儒学的观点，总能一一被他驳斥，然后在报纸上，将新旧学说的差距，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在全应天的读书人面前。

在年轻的读书人群体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借助报纸这个载体，新学门徒在应天以雨后春笋之态势不断出现，这些人自称“真儒”，效仿朱肃在“栖霞文会”上的穿着，身着素衫，腰跨长剑，在衣着上就与“程朱之儒”泾渭分明，他们讲究经世致用，反对夸夸其谈与奢靡之风，平日里与喜好清谈的旧儒们也是争锋相对。

“真儒”们多是年轻士子，又多推崇包括“骑射御”在内的“君子六艺”，平日或有冲突，旧儒生们看着“真儒”们人人都武德充沛的样子，往往还未开口，就先怂了三分。

看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旧儒”毫无风骨欺软怕硬，“真儒”则勃发向上，有汉唐之风了。

可不是嘛，前宋推崇的就是这些“偏安之儒”的学问，前宋的做派，不就和这些欺软怕硬的“旧儒”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