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0年（赤乌十三年），魏将王昶、王基攻打南郡、西陵，吴将戴烈、陆凯相拒。

公元252年（建兴元年）东兴之战，魏将诸葛诞、胡遵、王昶等攻东兴、南郡、武昌，诸葛恪大破魏军。

公元253年（建兴二年），诸葛恪伐魏，因为疾疫而大败，退军。

公元255年（五凤二年），魏将毋丘俭、文钦率军西入，不久叛魏降吴，吴将留赞被魏将蒋班击败。

公元257年（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叛魏降吴，吴使文钦、唐咨、朱异等救援，诸葛诞杀文钦，不久城破被杀。

公元263年（永安六年），吴将丁奉攻寿春。魏灭蜀之战时，丁封等率军支援。

蜀汉

公元215年（汉建安二十年），吕蒙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湘水之盟后归还零陵郡。

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取荆州，关羽覆亡。

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夷陵之战，刘备伐吴。陆逊率军应战，于夷陵一带大败蜀军。

西晋

公元268年（宝鼎三年），孙皓命丁奉、诸葛靓攻合肥。丁奉设计离间晋将石苞，石苞从前线被调回。

十月，吴将施绩、万彧分别攻江夏、襄阳；晋荆州刺史胡烈击败万彧。吴将顾容等攻郁林，晋将毛炅大破之。

公元269年（建衡元年），吴将丁奉进攻西晋谷阳，一无所获。 吴将李勖部进攻交趾，道路不利而还。

公元270年（建衡二年），吴将丁奉进攻涡口，被晋将牵弘击退。

公元271年（建衡三年），吴将虞汜、陶璜、薛珝成功攻克交趾，擒杀西晋所设置长官，平定交州叛乱。

公元272年（凤凰元年）西陵之战，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陆抗率左奕、吾彦等前往讨伐， 收复西陵。

公元273年（凤凰二年），吴将薛莹、鲁淑率军十万，分别攻击弋阳、新息，被晋将王浑击退。

公元274年（凤凰三年），吴将孙遵、李承攻击江夏，被晋江夏太守嵇喜击退。晋将陈骞率军攻打枳里，擒获吴将庄祜。

公元277年（天纪元年），吴将孙慎进入江夏、汝南，掠夺一千多户人口以后离开。

公元280年（太康五年），晋将杜预、王睿进攻东吴，东吴灭亡。

科技

地理

在地理方面，孙吴的学者严畯曾写过《潮水论》。 这是现所知最早的一篇潮汐学专着，是我国气象学与海洋学的开端。三国末期孙吴将领沈莹着述的《临海水土志》，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着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

天文

在天文历法方面，孙吴科学家对天体的探讨十分活跃，孙吴的天文学家王蕃以浑天论名于当世，提高了测定黄赤交角的精确性；陈卓把源自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巫咸等三家学派所着星图命名的恒星，加以综合，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天星官系统。他以二十八宿为基础，再将石、甘、巫咸三派天文学家所定的星官，并同在一起，去重复，存不同，绘成全天星图，构建了一个全天星官系统。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一直沿用到近代。他的这一标准一直是后世天文学者制作星图和浑象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在数学上，汉末三国时期天文、历法的发展，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孙吴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数学家，取得了数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以赵爽的《周髀算经注》最为着名。赵爽是第一个对《周髀算经》进行认真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分为：解释文字，推演数学理论，补图等三个方面，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弦图”证明勾股定理。二是对“出入相补原理”的运用。他在“勾股圆方图”书中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进行证明，这一方法比外国同类方法早约一千年；在研究二次方程得出的结论，与“韦达方程”类似，但比韦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孙吴学者阚泽对圆周率也很有研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就是借鉴了他的成果。

佛教

建业是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孙吴的佛教中心。从实际考古材料看，三国时出现了有年代证据的鎏金铜像和陶瓷佛像。佛教造像特别集中在陶瓷谷仓罐和铜镜图纹上，而且都分布在吴境之地。

东汉末年，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仍，而江南区域则相对安定。因此，为避战乱，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三国时期，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受到吴大帝孙权的推重。孙权为康僧会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称佛陀里，为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对孙吴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吴末帝孙皓时，曾设定法令要求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并打算毁掉佛寺。最终康僧会劝说孙皓改变意图，孙皓大力弘扬佛教，修缮寺庙，并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孙皓推动下，孙吴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

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汉灵帝时来华。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汉献帝末年，逃避兵火来到江南，从事译经工作。支谦得到孙权的支持，并被任命为博士，辅佐太子，足以说明孙吴对佛教的重视。支谦翻译了大量经卷，如《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微密持经》等约30部，其译“辞旨文雅，曲得圣义”，得以“遍行于世”。其译经对后来诸多道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赤乌十年（247十年）到达建业，传播佛教，并携来佛画，吴画家曹不兴曾加以模写。 先后译有《六度集经》等。 宋代编成的“二十四孝”中“郯子乳鹿奉母”故事就是从《六度集经》中《睒道士本生》和西晋圣坚所译的《佛说睒子经》里的内容等演化过来的。康僧会提出了“儒佛同一”观，并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康僧会重禅法，对江南禅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道教

汉末以来，先后传入江东的有属于太平道支派的于君道，属于五斗米道支派的李家道等。据葛洪描述，“又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反映了当时道教支派林立的杂乱状况。

孙策曾因惑众而杀死方士于吉，而孙权则信仰道术，与诸多方术人交往甚密。主要人物为吴范、刘惇、赵达、姚光、介象等人。而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与孙权有过交往。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研究历数，知晓气候；刘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晓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称；赵达，河南人，研究九宫算数用于预测，深得奥妙。 以上三人均善于推测、计算，凡是遇到各种征兆，三人都能准确推算变化，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

书法

孙吴的书法文化繁荣，书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象。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孙吴书法家。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着有《论草书》，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天发神谶碑》等。

孙吴的皇帝中，孙权、孙休、孙皓等均在书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孙权与孙皓在唐代张怀瓘的《书估》中被列入第三等， 与谢安、王导同列，明代杨慎《法贴神品目》载有吴大帝黄武二年刻字，在杭州粟山；孙权擅长善行书、草书。孙休也擅长书法；孙皓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 其书法被庾肩吾评价为“体裁绵密“。

孙吴擅长书法者还有张昭、贺邵、苏建、朱育、诸葛融、沈友、张弘等。

孙吴的着名碑刻主要有《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谷朗碑》，被称为“吴碑四种”。

绘画

孙吴的着名画家有曹不兴、赵夫人等。

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他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祖”，着名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

赵夫人，是孙吴方士赵达之妹，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根据《拾遗记》记载，赵夫人曾将自己所画的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赵夫人的绘画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在当时影响也很大，被人们誉为“机绝”“针绝”“丝绝”，并称“吴之三绝”。

建筑

长江以南许多着名建筑始建于孙吴时期，最早多用于军事及宗教用途。

“江南三大名楼”中的黄鹤楼及岳阳楼系孙吴时期所造。黄鹤楼始建于223年（黄武二年）。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孙权始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三国时期黄鹤楼只是夏口城一角了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观赏性建筑。

岳阳楼则始建于220年前后，其前身相传为鲁肃的“阅军楼”，东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

南京的着名六朝遗迹石头城全长约3000米，211年（汉建安十六年），孙权迁徙治所到秣陵（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扼守长江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有“石城虎踞”之称。

文史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在孙吴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虞翻、陆绩、张纮、薛综、胡综、华核、韦昭。虞翻长于经学，尤其以研究《易》的成就最高。 陆绩博学多闻，是孙吴着名学者。 张纮是孙吴名臣，其文才受到“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盛赞。 薛综是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胡综擅长辞赋，孙权接手江东后的很多诰文、策封任命文书和致邻国的书函都是出自胡综之手。华核则是孙吴末年政论家。赵姬，是孙吴宫廷女官，作刘向《列女传》数十万字注解，与战国晋国的綦毋邃，东汉时期的班昭，马融并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公元258年（永安元年），孙休诏立五经博士，创立国立学校，韦昭担任首任祭酒。 韦昭长于史学，着有《吴书》55卷等。韦昭的《吴书》成为晋代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的主要史料依据之一，此外他还长于训诂学，着有《汉书音义》、《国语注》、《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

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