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去你就去，案情跑完之后再分析。”生怕这丫头不听话，夏莫青又回头补充了一句：“我去隔壁叫王队长和齐科长，我们是一个集体，要跑一起跑，不要让他们看笑话。”

姜怡反应过来，连忙道：“是！”

副组长的话就是命令，不一会儿“八零幺”全体出动了，连王思强都像韩大处长一样脖子里系了条毛巾，紧跟在老当益壮的齐科长身后。

平时张琳和小萍也跟着跑，多几个人参与韩均很欢迎，跟夏莫青微笑着打个招呼，放缓脚步边跑边问道：“王队长，案卷看得怎么样。”

王思强这一夜真没怎么睡，把纸质已经泛黄的案卷看了好几遍，想了想之后面无表情地说：“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很好破的，很典型的奸杀，并且有物证，在死者衣服上发现了精斑。可惜当时技术不够先进，谁也想不到电影里的dna物证检验会普及应用得这么快，没得到应有重视，那些物证在县公安局搬迁时全搞丢了。”

“接着说。”

“除了精斑之外，当时从案发现场还提取到了脚印，雨鞋留下的。海东县局当时不能说不重视，专门邀请公安部命名的‘步法追踪能手’钱长江过来协助侦破，他经过仔细观察和测量，判定凶手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50公斤左右，体态偏瘦，走路外八字。”

凭脚印推测出大概体重韩均相信，凭脚印能够推测出凶手的年龄和身高他感觉太不靠谱。

作为一个律师，他怀疑一切证据。

别说足迹检验这种全靠经验的技术，连之前被认为几乎不会出错的“显微毛发分析”技术都会出错。

美国就有一个案例，华盛顿特区居民柯克－奥多姆在1981年被判强－奸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年光阴。联邦调查局引以为豪的犯罪实验室宣称，他的头发和在受害者睡衣中找到的毛发是显微相似的――换言之，无法区分。

然而，后来所做的dna检测结果却显示他并不是强－奸犯，正如他一直辩驳的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官方的结果来得太晚了，做dna检测时奥多姆先生已经服刑结束。

一直以来，美国法庭对实验室技术提出过很多质疑。

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甚至出过一份报告，称他们发现检察官和警察们日常依赖的各种方法有“严重的问题”。这套方法包括指纹识别、血型鉴定、武器鉴定、足迹对比、笔迹鉴定、咬痕分析……

韩均不想他被误导，不容置疑地说道：“关于凶手年龄、身高和体态的判断全部忘掉，别说这些判断不精确不科学不靠谱，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就算靠谱凶手的身高、体重和体态也会发生变化。”

“是！”

在破案上王思强是非常佩服他的，接着汇报道：“案发现场在偏僻的农村，周围没有省道国道，最近的乡村公路都在几公里之外。当时经济不发达，已经撤并的那个乡一个像样的企业都没有，没有外来人口，不可是流窜作案。从案卷材料和那几个老同志的介绍上看，熟人作案可能性较大。

不过十二年过去了，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周围几个村30岁至6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查，其中包括出去做生意的、考学离开农村的、进城务工的、进城买房的、去外地给子女带孩子的、甚至已经死亡的……并且就算运气好能锁定目标，也没有足够证据。”

案卷韩均看过，岂能不知想查明真相有多难，但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他再次捋了下思路，若无其事地说道：“先跟小组成员研究案情，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有经验。同时着手秘密摸排，整理案发现场周围几个村当时18岁至50岁之间所有成年男子的户籍资料，最好能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当年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