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三月初一，天津，特区衙门。

徐光启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了。不是因为有急事，是因为他在写一份报告——一份给皇帝的述职报告。特区挂牌整整半年了，这半年里发生了太多事：分地、开荒、招贤、办厂、开钱庄、打舆论战、扛粮价风波、顶棉布抵制。每一件事都要写清楚，每一个数字都要对得上，每一个结论都要站得住脚。

案头上堆满了这半年的账册、报表、名册、会议记录。王算盘帮他整理数据，沈云英帮他核对水利工程的进度，李大牛帮他统计工厂的产量，赵铁柱帮他汇总棉布厂的销售情况。一百零八名特区官，人人都有贡献。他要做的，是把这些零散的材料，变成一份能让皇帝看得明白、信得过的报告。

“大人，”王算盘抱着一摞账册走进来，“这是特区半年来的全部账目。收入、支出、结余，一笔不落。您过目。”

徐光启接过来，一页一页地翻。特区的账目是公开的，每季度张榜公布，谁都可以查。但他要写给皇帝的，不是流水账，是分析——银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花得值不值，百姓得了多少实惠，朝廷得了多少回报。

“王算盘，你帮我算几笔账。”

“大人请说。”

“第一笔，特区半年花了多少银子，其中用于百姓的直接福利有多少，用于基础设施有多少，用于行政开销有多少。第二笔，特区的百姓半年收入增加了多少，存了多少银子，借了多少贷款，还了多少旧债。第三笔，特区的工厂、作坊、商铺半年创造了多少产值，交了多少税，雇了多少工人。”

王算盘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半个时辰后，三组数据摆在了徐光启面前。

特区半年总支出：四万八千两。其中百姓直接福利：两万二千两（占46%）。基础设施：一万六千两（占33%）。行政开销：一万两（占21%）。百姓半年总收入：六万三千两，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七成。百姓存款：一万八千两，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特区工厂、作坊、商铺半年总产值：十二万两，交税：三千六百两，雇佣工人：一千二百人。

徐光启看着这些数字，心里踏实了一些。特区的银子花得值，百姓的日子确实好了，工厂、作坊、商铺确实活了。但他也知道，这些数字只是表面。底下还有更多的问题——士绅的暗招、旧势力的反扑、百姓的不安、官员的疲惫。这些问题，也要写进报告里。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三月初五，报告终于写完了。洋洋洒洒上万字，分六个部分：土地、工业、金融、民生、吏治、挑战。每一部分都有数据、有分析、有结论、有建议。

他在报告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特区半年，成绩有之，不足亦有之。成绩者，百姓吃饱矣、穿暖矣、有地种矣、有书读矣。不足者，士绅未服、旧制未改、人心未固、根基未稳。臣不敢欺瞒陛下，特如实禀报。特区之成败，不在半年，在三年、五年、十年。请陛下给臣时间，给特区时间。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把报告装进木匣，封上火漆，盖上特区大印。

“来人。”

“大人。”

“八百里加急，送北京。亲手交给王承恩，请陛下御览。”

三月初八，北京，乾清宫。

陈默正坐在书案前，面前摆着徐光启的木匣。他拆开火漆，取出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看第一遍的时候，他的眉头是皱着的——不是不满意，是心疼。四万八千两银子，换来百姓吃饱穿暖，他觉得值，但花得太快了。特区的银子是内帑出的，内帑的银子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