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干事把四摞账本在桌上摊开，按年份排成一列，1961年的在最左边，纸页发黄发脆，边角卷着，有几页被虫蛀了小洞。他先拿起1962年那摞，翻到三月份，手指顺着支出栏一行行往下滑，停在“三车间改造材料费”那笔三十元上。凭证附在后面，是一张收据，但收据的抬头写的是“今收到贾东旭同志交来互助金还款叁拾元整”，落款日期是1962年4月17日，比账面上记的支出晚了整一个月。他把收据翻过来，背面空白，没有财务章，也没有经手人签字，只在右下角用铅笔写了一个“待查”，字迹很淡，像是写完又蹭过。
周干事把这一页折了个角，放在桌子右边。他接着翻1963年的账，冬天那部分，十二月份的支出栏里又出现一笔三十元，名目是“设备维修”，收据编号是0047。他回头把1962年那笔的收据编号找出来，0046。两张收据的纸张质地一样，印刷批次一样，连右上角那个模糊的厂徽印记都一模一样。他把两张并排放在台灯底下，发现1963年那张的背面有一道浅浅的折痕，跟1962年那张完全重合。同一张纸，折过两次，一次当支出凭证，一次当还款凭证。中间隔了整整一年。
周干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把两页账目和两张收据夹进去，在封面上用钢笔写了“易中海专卷”四个字，字写得慢，笔尖在“海”字最后一捺上洇开一小团墨。他正要继续翻1964年的账，办公室门被推开了。街道办刘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顶蓝布帽子，帽檐上有一圈汗渍。
“老周，易中海那边托人递了话，说想找你谈谈。”
周干事把文件夹合上，手掌压在封面上。“谈什么。”
“他说有些账目上的误会，想当面解释。”刘主任走进来，把帽子放在桌角，帽子底下压着一小片水渍。“人现在在街道办传达室坐着，你要是不见，他就一直等。”
周干事把文件夹锁进抽屉，钥匙揣进裤兜，金属在布面上硌出一个鼓包。“让他明天来，带上原始凭证。”
“他说凭证丢了。”
“丢了？”周干事手停在抽屉把手上。“哪一张丢了。”
刘主任摊了摊手。“他没说，就说有些收据找不着了，怕说不清楚，所以想先跟你通个气。” 零零轻小说
周干事没接话，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去倒水。走廊尽头的开水房龙头在滴水，他拧开热水阀，蒸汽扑上来，缸壁很快烫手。他端着缸子往回走，经过传达室窗户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易中海坐在长条椅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只黑色人造革包，包盖半敞着，露出里面一叠纸的边角。周干事没停步，回了办公室。
推开门的时候，他先看见桌面。四摞账本还在，文件夹锁在抽屉里，钥匙还在裤兜。但1962年那张收据的复印件不见了。他走之前把复印件压在台灯底座下面，现在台灯底座还在原位，底座旁边的桌面上有一小片灰痕，是纸被抽走时留下的。桌面靠墙那侧有一道新鲜的划痕，像是有人急着抽纸时被台灯边缘刮的。周干事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底的水晃出来一圈，洇湿了1963年那摞账本的封皮。
他站在桌前愣了几秒。窗户开着一条缝，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窗台上落着一只死苍蝇，翅膀朝上。他拿起电话，拨了厂保卫科。电话接通之前，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裤兜，钥匙还在，鼓包还在。但桌上少了一张纸。
电话那头有人接了。“保卫科，哪位。”
“周振国。街道办。”他顿了一下。“我这边丢了一份材料，跟易中海那笔互助金有关。复印件，内容是一张还款收据。你们那边最近有没有人从街道办这边调过档案。”
“调档案？没有。不过今天上午易中海来过厂里，说他有一份技术档案要找，在档案室待了半个钟头。”
周干事握着话筒，指节发白。“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来的。但走的时候，贾东旭在厂门口等他，两个人一块儿走的。”
周干事挂了电话，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温了。他重新打开抽屉，把文件夹取出来，翻到1962年那页，折角还在，收据原件还在。只是复印件没了。他把文件夹重新锁好，钥匙换了个兜，左边裤兜，贴着大腿放着。然后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来，落在桌面那道新划痕上，划痕里的白茬很亮。
他站了一会儿，把窗帘重新拉上，只留一条缝。缝里能看见院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枝子，叶子在风里翻着，露出灰白的背面。他拿起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这回是厂人事科。
“我是街道办周振国。麻烦查一下，1962年到1963年期间，贾东旭在厂里的工资调整记录，还有他经手的车间材料领用单。对，全部。明天上午我来取。”
挂了电话，他把搪瓷缸里剩的水倒进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里。水渗进土里，发出细微的嘶声。他把缸子倒扣在桌上，缸口朝下，底上有一圈茶垢。然后他坐下，翻开1964年的账本，继续核。但翻页的速度比之前慢了很多，每翻一页，手指都要在纸面上多停一下。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刘主任又过来了。周干事没抬头，铅笔在纸上划了一道线，线画得歪，他拿橡皮去擦，擦了两下，纸面起了毛，那道线还在。他把橡皮放下，看着窗外。老槐树的枝子还在风里翻，叶子背面灰白，正面深绿，一翻一翻的，像有人在数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