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排坐的是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胸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看着像是个机关干部。他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帆布手提包，搁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帆布包的拉链没拉严实，露出一角牛皮纸袋。

小主，

何雨柱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他没回头，但他知道那男人在看他。

走到车厢连接处，何雨柱站住了。连接处的门是关着的，玻璃窗上蒙了一层水雾。他用袖子把水雾擦掉一块，往外看了一眼——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机车的头灯在铁轨上扫出一道白光。车轮碾过接缝的声音在这里特别响，“咣当咣当”的，震得脚下的铁板都在颤。

门开了，马长河从另一头走过来。

“广水过了？”马长河问。

“过了，”何雨柱说，“快一个小时了。”

马长河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搪瓷缸子，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他把水咽下去，用袖子抹了抹嘴，问：“车上没啥事？”

“有个小孩发烧，已经吃了退烧药，”何雨柱说，“还有个人，看着不太对劲。”

马长河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很慢地把搪瓷缸子拧好，放回口袋里。他看着何雨柱，眼神还是那种懒洋洋的，但懒洋儿底下压着的东西不一样了。

“说说。”

何雨柱把刚才看到的说了一遍。马长河听完，没说话，靠在对面的车厢壁上，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像是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你说他穿棉袄？”

“对。”

“袖口磨破了？”

“对。”

“几月的天了，还穿棉袄？”马长河自己问了一句，又自己答了，“不正常。”

三月的天，虽然还冷，但已经不穿棉袄了。火车上虽然晚上凉，但车厢里人多，挤着也不冷。穿棉袄的人肯定有别的讲究——要么是怕冷，要么是棉袄里藏着东西。

“你干得不错，”马长河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食堂的菜不错一样，“眼珠子亮了。不过光看出来还不够，你得知道怎么看住这种人。”

何雨柱问：“怎么办？”

马长河没直接回答。他把两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整了整制服的领子，说：“你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回走。马长河走在前头，步子不快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量过距离似的。他从旅客中间穿过的时候，既不碰到谁的腿，也不碰到谁的胳膊，整个人像一条游在水里的鱼，自然而然地就滑过去了。何雨柱跟在后面，看着马长河的背影，心里暗暗学着。

马长河走到何雨柱说的那节车厢，推开门，走了进去。何雨柱跟进去，站在门边，没往里走。他的位置很巧——在车厢门口，能看见车厢里所有人的动静，但车厢里的人不太容易注意到他。

马长河在车厢里走了一圈，走到那穿棉袄的男人身边时，停了一下。他低下头，看了看那男人的棉袄袖子，又看了看那男人敲膝盖的手指，然后开口了：“老哥，上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