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领到手之后，何雨柱没有立刻穿上。

他把那套深蓝灰色的中山装式制服摊在床铺上，就着窗户纸透进来的天光仔仔细细看了好一会儿。领口的暗红色边线缝得密密实实，大檐帽上的国徽在光线下发着幽幽的光，武装带的皮子还带着一股新硝过的气味。

何雨水放学回来的时候，看见床上这身衣服，愣在门口好半天没说话。她把书包搁在桌上，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伸出手指在帽檐上轻轻碰了一下，又缩回来，像怕碰坏了似的。

“哥，这真是你的？”

“真的。”何雨柱把帽子拿起来，扣在她头上，帽檐太大，一下子滑到她鼻梁上。何雨水咯咯笑起来，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两只弯成月牙的眼睛。

“我哥当铁路警察了。”她说着，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骄傲。

“先别出去说，”何雨柱把帽子拿回来，放在制服上面，“还得见习三个月，过了考核才算数。”

何雨水使劲点头，嘴上的笑怎么都收不住。

第二天天还没亮，何雨柱就醒了。他轻手轻脚地把那身新制服穿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武装带扎紧，帽子端端正正戴好。屋里没有镜子，他只能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微光，低头看了看袖口的边线和胸前的警号牌。

厨房的水缸盖上搁着半盆凉水。他俯下身，就着水面看了一眼自己的倒影。水波微微晃动，倒影里的那张脸有些模糊不清，但那顶大檐帽的轮廓很清晰，帽檐下是一双沉静的眼睛。

他直起身，把水倒了，转身推开门。

院子里还是一片青灰色，东边的屋脊上刚刚透出一线橘黄。没有人在院里走动，只有前院阎埠贵家的公鸡在墙根底下打了一声鸣。何雨柱穿过院子，皮鞋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一步都稳稳当当。

出了南锣鼓巷，沿着地安门外大街往北走。早晨的街道上已经有了早起的行人，拉粪车的老头弓着背从胡同口出来，板车轱辘碾过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路过烧饼铺的时候，老板正往灶膛里添煤球，抬头看见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瞪大眼睛。

“哟！柱子，你这身——”

何雨柱点了下头，脚步没停。

四九铁路局公安段在前门东边，离南锣鼓巷有不短的一段路。何雨柱走了将近四十分钟，到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公安段大门口的铁栅栏门敞开着，两个穿着同样制服的门卫站在门口，看见他的制服和胸前的见习警号牌，点了下头就放行了。

大院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几辆偏三轮摩托车停在车库门口，有人在检查车况，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院子西边是一排平房，门框上挂着木牌子，“乘警队”三个字写在白底黑字的牌子上，油漆已经有些斑驳了。

何雨柱走到乘警队办公室门口，喊了声“报告”。

里面有人说“进来”，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嗓子眼儿里卡着一口老痰。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张老旧的木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四方脸，两道浓眉，嘴唇上叼着一根烟卷，烟灰老长也没弹。他穿了身洗得有些发白的制服，袖口的暗红边线已经褪成了浅粉色，但浆洗得很板正。

“见习的？”老头把烟卷从嘴里拿下来，上下打量了何雨柱一眼。

“是，我叫何雨柱，李科长安排我跟车见习。”何雨柱站得笔直。

老头把桌上的一本花名册翻开，食指蘸着唾沫翻了几页，找到了何雨柱的名字。他嗯了一声，把花名册合上。

“我叫马长河，乘警队副队长。”他把烟卷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个搪瓷缸子，里面堆满了烟头，“你跟着我上车，今天跑四九到商都这段，京广线。四个小时的车程，来回八个小时。明白了吗？”

“明白。”

马长河站起来，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自己的帽子扣在头上。他个头不高，比何雨柱矮了半个头，但走起路来两条腿迈得又稳又快，一看就是在火车上跑了几十年的老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