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何同志，”王主任斟酌着措辞，“组织有组织的规定。任何案件，都必须依法办理，任何人不得干预司法公正。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原则，组织一定会严肃处理。”

话是冠冕堂皇的官话，但何雨柱要的就是这句官话。他把这句话抓住了，像抓住了一根弦。

小主，

“王主任，您这句话我记下了。”何雨柱说，然后转过身，重新面对聋老太太。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院子里，落在所有人的耳朵里。

“老太太，我最后跟您说一遍。易中海必须依法严惩。如果有人托人情、找关系，想让法院轻判——不管是谁，不管他找的是谁——我就去海子里喊冤。”

“海子”两个字一出口，院子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海子——中南海。那个地方在老百姓的心里，是一句模糊但又无比沉重的词。在五十年代初，说要去海子里喊冤，不是一句气话，是在说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掉帽子的行动。

王主任的嘴角抽了一下。他看向聋老太太，发现老太太握着拐杖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就去广场上喊冤，”何雨柱继续说，声音平稳得像一面鼓，“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让上面知道，有人想用关系压法律。老太太，您觉得事情闹大了，难看的是我，还是那些人？”

聋老太太的脸彻底白了。

她一辈子经历过的风浪不少，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她见过多少人倒台，多少人起落。她太清楚了——在新社会，最怕的不是犯了错，而是犯了错还被人把盖子给揭了。何雨柱说要捅天窟窿，他不是在说大话。他真有这个胆子，也真有这个本事。这个孩子，十六岁，能一个人把亲爹送到牢里去，能顺着一条线索把易中海从四九城薅出来——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拐杖在聋老太太手里晃了一下，她往后退了小半步，后脚跟磕在了门槛上。旁边有人下意识伸手去扶她，被她一巴掌打开了。

王主任看着聋老太太，终于开了口。

“老太太，”他说，语气依然是那副平和的调子，但话里的意思已经拐了弯，“易中海的事情，有公安和法院在处理。组织办事是讲规矩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年纪大了，少操点心，把身体养好才是最要紧的。”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您自己也兜不住。

聋老太太听懂了。她站在自己屋门口，佝偻的身子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干瘪。她看着何雨柱，那眼神里有恼怒，有忌惮，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东西。过了好一会儿，她把拐杖往地上重重地杵了一下。

咯噔。

然后她转过身，推开自己的屋门，走了进去。门在她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了。

院子里静了整整有十秒钟。十秒之后，人群里的议论声才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了出来。但议论归议论，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敢在何雨柱身上停留太久。这个人连聋老太太都能逼回去，连海子里喊冤的话都敢说——全院谁还敢惹他？

王主任推了推眼镜，看了何雨柱一眼。那一眼里有审视，有掂量，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头对身后的年轻人说了句“走吧”，就迈步往大门口走去。

何雨柱站在井台边，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凉水。水很凉，顺着喉咙滑下去，把胸口的那股火气浇得刚刚好。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四九十一月的天，高远而冷清，几只灰鸽子扑棱棱地从屋檐上飞起来，在晨光里打了个旋，往南边去了。

咯噔。

厢房里，拐杖声又响了一下。然后，再也没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