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地与釜山之间的距离其实也并不远，都在四百里出头(注：之前说过本书不用“海里”这个一般读者比较不熟悉的单位)，也就是两百公里多一点。而此时明军可以倚仗航速和数量优势在相关海道派出侦察船来进行预防，并且通过海上的飞鸽传书通知舰队驻泊地。

这样一来，只要驻泊地的舰队主力能够提早出发，无论是拦截也好，设伏也罢，都有很大概率能完成各个击破的作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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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就是飞鸽传书。目前就高务实所知，日军之中是没有使用这一手段的，或者说至少没有把飞鸽传书作为常备手段来用的记录。

以往个别日本水军(海盗)曾经有使用这种手段，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乎都是曾经和大明海盗有密切关系的那种，而现在统一于丰臣旗帜下的日本水军，反而不再使用这种通讯方式。至于是出于财力考虑还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规模使用信鸽的成本并不低，能适应在海上活动中使用的信鸽则更难培养。)

海上如此，那么陆上呢？日本五大老、五奉行联合要求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朝鲜，在朝日军就会从秀吉生前要求死守釜山甚至夺回朝南的命令中解放出来，其作战思路肯定大变样。

如果说一开始小早川秀秋这批援军的基本任务是守住蔚山，进阶任务是找机会反击明军、打乱明军围攻釜山的部署，那么现在一旦撤军令下达，他们的目标就会变成“尽量争取让各军完整地撤回日本”。

但这里有个大问题：谁先撤，谁殿后？要知道，这恐怕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

此时的日本军队可并不是一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支封建领主联盟式的军队，这支军队理论上的核心应该是丰臣秀吉的嫡系，然后按照与秀吉的亲疏关系、官位高低、兵力多寡来划分重要性。

或许可以理解为一支洋葱式的军队，越是和秀吉关系越密切，就越是处于洋葱的核心，然后一层一层往外，最外面的一层就是和秀吉关系最不密切、实力也最弱的部分。

那么正常而言，最先获得撤退权力的就应该是丰臣嫡系，接着是秀吉的亲信大名，然后是从属大名，最后是从属大名中那些和秀吉关系一般且实力较弱的小大名。

不过由于实际战况并不一定适合完全按照这种顺序来操作，所以日军内部大概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扯皮，另外可能还要考虑各个大名对将来日本局势的判定甚至大名们本人的性格……总之就会复杂化。

比方说加藤清正，他是丰臣秀吉的嫡系，按理应该属于比较早就能撤退的，但现在他又已经是独立大名，有自己的封地在九州岛中部，并且他作为强硬派，一直表现得作战非常积极，往往也愿意帮人殿后，所以就很估算他会早撤还是晚撤。

由此，高务实就必须使用排除法，先确定一些概率较高可能先撤的日军军团，然后再估算他们该如何调动兵力，在什么时间撤离，以此来制定相应的拦截或伏击计划。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事，因为不可控因素实在太多了，高务实想来想去都觉得很难细致到位的做到“打击想打击的，放过想放过的”。后来认真回忆了一下原历史上的日本撤军才恍然大悟——嗨，哪有那么复杂！

此时的日军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理性的撤军计划！原历史上日军的撤军就只能说勉强还维持着最后一点点理性，而绝大部分实际上就是按照一个原则来的：谁家有船就谁家先撤，谁家船多就能撤得越快。

至于最后船少的一些大名，那不好意思，等别家撤完了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来撤你家的兵。

这里头只有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岛津义弘的第五军团。当时岛津义弘的撤退本来比较顺利，结果他撤到海边之后，忽然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小西行长被围。

岛津义弘这人也不知道是讲义气还是担心回国之后被追究责任，非常果断地回去拼命把小西行长给救了出来，甚至就是因为这一战打出了“鬼石曼子”、“鬼岛津”的名头。

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因为这一耽误，拖延了登船时间，于是船队出海就碰上明、朝水军联合来袭，爆发了大名鼎鼎的露梁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