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明初，洪武年间不仅对辽东进行驻军，也同时进行了移民。移民主要以军队、流放的犯人、罪官为主，大体上跟汉唐对西域的经营类似。

然而情况很奇怪，直到到万历末年，努尔哈齐起兵前，辽东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期不升反降。高务实觉得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辽东自古以来生存条件恶劣，明初时人就直言不讳的说辽东三面皆敌，女真、朝鲜、蒙古环绕，一定是兵戈不断。

二是卫所军屯制度在宣德以来的崩坏，世袭军官吞并屯田，喝兵血，吃空饷，士兵大量逃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三是永乐年撤大宁，宣德年撤开平(高务实现在的开平就是这个开平撤过来的)，再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由积极防御乃至主动进攻的国防政策变为消极防御。辽东与中原的联系在嘉靖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彻底在漠南站稳脚跟后，路上通道事实上只有辽西走廊，辽东失去屏障，间接成为孤地。再由于辽东凹字边墙修建，其战略空间也被锁死在半岛。

四是终大明一世，即使在强势的洪宣时代，也未能真正如同鞑清一般统治蒙古，双方一直处于且战且和，若即若离的关系，由此辽东岁岁有战，岁岁不宁。

五是辽东在大明迁都北京后，彻底定位成为京师吸收伤害的缓冲区，加剧了辽东四战之地的情况。

回到明初辽东，前面说明初辽东的环境，三面环敌，女真、朝鲜、蒙古，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由此大明当时对于东北的经营也是针对这三者的行动。

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一度打算重设元朝辽阳行省，直接实控东北，但是随着北元昭宗继位，不仅联合了西北元朝宗王，而且联合王宝宝部，在漠北站稳脚跟，同时与大明在漠南进行拉锯、拆塔等中小规模战争；在东北，北元所属呐哈出屯兵二十万，对明辽东虎视眈眈。

对此，朱元璋在巩固和发展了明朝在北方的国防，坚壁肃野，通过北方五省移民，休养生息，有所恢复后，便在此基础上不断派遣大将对北元进行扫北清漠战争。

当然朱元璋也从未放弃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只是在元昭宗拒绝与大明和平共处后，也只有武力解决一种途径了。最终在蓝玉捕鱼儿海大捷之后，彻底击溃北元中枢，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害，由此北元瓦解分裂。

在此之前，大明军队亦通过金山之战降服呐哈出，同时招抚兀良哈部落取得一定成果，通过设置三卫，使其成为辽东屏障。

事实上，此时大明在北方只有几个大据点和零星的堡垒烽火，后世的九边体系彻底落实，得等到嘉靖时期。同时，明长城初步完成也是在嘉靖时期。此为蒙古方面的情况。

在朱元璋致力于解决蒙古问题的同时，大明与朝鲜在东北亚的争端日渐激烈。在十四世纪晚期，随着元末红巾军起义，半岛高丽趁着中原大乱，摆脱了元朝的控制，接着积极推行北进政策，使得高丽北界从大同江推行到鸭绿江沿岸。

等到大明进军辽东时，高丽不仅已经在鸭绿江沿岸建立起稳固统治，而且开始跨过鸭绿江对女真部落进行招抚工作。等到大明要对原元朝在半岛北部的故地设置卫所时，高丽为了巩固成果，甚至插手辽东事务，不惜发动战争。

此时，高丽大将李成桂在行军途中发动政变，夺得了高丽大权，后来直接建国朝鲜。但是新生的朝鲜政权继承了高丽时代的北进政策，包含着对东北地区的觊觎之心。

这里要注意的是，彼时的朝鲜可不是万历援朝时期的所谓人畜无害的小中华，那会儿它甚至堪称东北亚小霸主，对辽东有着致命的威胁。

面对新生的朝鲜政权，朱元璋干了几件聪明事。首先是以宗主国大义，始终不给予朝鲜正式封号，终洪武一世也没有对李成桂进行正式册封，只给了一个“权知高丽事”——名义上李成桂依然是临时工加篡位权臣，名不正言不顺，导致朝鲜立国时期的尴尬局面。

其次朱元璋以宗藩体系下的朝贡贸易，对朝鲜在元朝留下来的战马资源进行不平等贸易，或用以物易物方式，或强行让朝鲜贡马，掠夺朝鲜的战马。

由于大明在双方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垄断了战马定价、交易方式，所以经过长期的不平等贸易，朝鲜战马的质量和数量大幅度下降，再也未能恢复朝鲜初期的盛况。这一点本书前文有述，这里不再重复细节。

再次，朱元璋对朝鲜进行技术封锁，战略资源尽量卡死。比如如火药配方、造炮技术，以及朝鲜弓弩所需牛筋等，要么限制，要么不给。总而言之，就是尽一切可能通过非战争手段削弱和制约朝鲜。此为朝鲜方面的情况。

那么女真方面的情况呢？朱元璋对女真地区进行过招抚工作，但是由于洪武年间主要针对蒙古和朝鲜，大规模招抚女真工作得到永乐年间。洪武年间对女真地区的招抚，干得还不如半岛上的朝鲜政权，但是也是因为洪武年间长期削弱朝鲜，也使得朝鲜止步鸭绿江南岸，再无实力进图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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