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盐课征银的制度施行后，灶户上缴盐课须售盐换银，这就导致私煎私卖更为加剧。特别是遇灾之年，灶户往往“困于衣食，盗卖引盐以救急。”——看看这有点像什么？没错，就像一条鞭法被张居正强行在陕西等地推广之后，被迫卖粮交税的贫苦百姓。

但是高务实心里明白，灶户的私煎私卖，并非出自要与朝廷盐法故意对抗的目的，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因为他们贩私的规模小，每次交易数量不大，对盐法的冲击其实也不甚强烈，仅出现在沿海盐场和周围地区。

另一部分则是官盐外流。如成化三年刑科给事中左贤奏报：“自仪征抵南京，沿江上下，自芜湖至湖广、江西等处，俱有盐徒驾驶遮洋大船，肆行劫掠。虽有巡江总兵等官，往往受财故纵。”此为盐枭结众成伙劫掠官盐一例。

又如嘉靖二年，“有太监李昙往来淮扬间，舟携私盐鬻卖，巡盐巡检程景贵率逻卒搜得之。”此为内宦参与贩私一例。

此外，刚才曾提到的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章中，还有“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之说，此则为地方豪强和军卫贩私一例。

如此看来，淮盐私销的参与人员虽成分复杂，私盐来源亦多有不同，但都是于国法之外对朝廷盐政的对抗，性质最为严重，并且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样的经济重地，对盐法冲击自然就更加剧烈了。

私盐的第二类则为邻私，即邻近盐区流入两淮盐区的私盐。相比于淮盐私销，邻私在数量和时间延续上都要远远胜出。

从地理位置看，两淮盐区位于大明中部，加之淮盐价格较之邻近盐区要高(因为行销地区富裕)，因此淮区四面皆受邻区私盐之侵灌。

高务实查得，早在景泰三年申明盐禁时，户部奏章即言：“迩岁以来，私盐盛行，而兴贩者多。官盐价轻，而中纳者少。且如广东海北二提举司行盐之地，迤北止于南雄。今乃至梅岭、羊角水等处而越至江西、湖广。河东、陕西运司行盐之地，迤南止于南阳。今乃至潼关、内乡等处而越至湖广襄阳。”

然而两淮盐区可不仅仅只受广东海北盐和河东盐的影响，在江西，自南安、赣州、吉安三府改行广盐之后，“广盐顺流而下，其势甚便，遂浸淫于袁、临、抚、瑞诸郡，明行者有限，私贩者无穷。”

在淮区西部的湖广，有“蜀之盐(四川井盐)，常私贩于荆襄各郡，盖蜀盐精美过淮盐，地近而省费，民情权贵贱而趋，奸徒走死地如鹜，虽厉禁之不能止。”

而在扬州运河一线，“北来各船，动多夹带私盐，而回空粮船为甚，舳舻百千，扬帆冲关。倘搜缉消息，持梃放火，群拥拒捕，莫可喝阻。”

所以，流入两淮的邻私不仅地域广，数量大，而且严重性不逊于枭私，已成泛滥之势，朝廷盐课亦因之而大受影响。

有多大的影响呢？以江西为例，高务实便查到卷宗：“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赣州、南安、吉安三府改行广盐，唯南昌等九府仍行淮盐二十七万引。既而私贩盛行，轻舟疾桨，所在而集。

如袁州、临江、瑞州三府皆私食广盐；抚州、建昌、广信三府私食福盐(广信府为两浙行盐地，非淮区)。于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绌。

巡抚马森上疏极陈其害，请与峡江县建桥设关，禁遏广、福私盐之路，仍尽复淮盐原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

邻私侵灌淮区，既侵夺了朝廷盐税，又使淮盐难以畅销，而淮区又关乎九边储备，对朝廷来说显然是心腹之患。

朝廷虽然将部分淮区划与其它盐区，但往往是淮盐退一步则邻私愈加逼进。比如说在江西“无三府则一省俱壅，而全淮俱病。”故“三府不复，则淮盐终未能与广争。”

淮盐未能与广争的结果就是国计大绌，边饷得不到保证，国家安全因此大受威胁。若不是从高拱改革之后，朝廷多了港口的收入，这些年明军的换装都不可能进行。

但私盐如此猖獗，任其流毒岂是正理？高务实既然做了户部尚书，哪里容得下满眼全是泥沙！借南察之势，夺监盐之权，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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