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统从袖子里面掏出了一卷诏令，缓缓的展开，然后再次环视一圈，才将目光落在了诏令之上，开始抑扬顿挫的诵读起来……

『世之万物，皆有本源。木之所长，乃固其本，川流之远，乃浚其源。黎民之安，乃足衣食，朝堂之靖，乃治清明。所谓本不固而求其木所长，源不清而望川之远，治不明而思国之平，虽愚之辈，亦知不可，何况于明哲乎？』

『天下之士，享社稷之重，居田域之大，崇位高之峻，保子嗣之荣，然不念居安思危，不戒奢以俭，不德处其厚，不情胜其欲，则必尤木无本，如水无源，虽有善始，然无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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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振之威怒，怀仁以济后人。怨不在多寡，可畏惟民，舟不在风浪，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刑不上大夫，乃大夫以礼为矩也，岂可以无刑之论，上欺君王，下瞒百姓？大夫者，见可欲，当足以自戒，将有作，当止以安人，惧满溢，当海以纳川，忧懈怠，当始以敬终，绝谗邪，当身以黜恶，非言未得刑而自喜，当行尊礼而自省！』

『刑人不立朝，乃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如此方可为百姓之长，社稷之辅，天下之礼也！』

『……』

庞统还在继续。

斐潜则是已经将心思从诏令上抽离了出来，看向了在周边的这些人。

距离，往往带来的是『对立』，而尊重，则是可以带来『凝聚』。

面对同样一件事情，选择『对立』还是选择『凝聚』，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比如当年大汉面对西羌叛乱的威胁，王朝的皇帝急得寝食不安，而朝堂之内的这些『士大夫』们，却觉得这是一个逼迫皇帝让步的好机会。

西羌叛乱啊，侵占的不是大汉领土么？受害的不是大汉百姓么？皇帝难道不是大汉的皇帝，士族难道不是大汉的士族了？当国家整体受到了侵害，面临着威胁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合力向外？

即便是下里巴人都清楚的道理，父子兄弟之间打架斗殴了，甚至打得鸡飞狗跳头破血流，但是外敌来袭的时候，不应该先放下内部矛盾，去面对外部的威胁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哦，只是『匹夫』的责任是吧？

『士大夫』就没责任了？

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中上的管理层，在国家面临威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内部竟还要闹得生死对立，又究竟是对谁有利呢？还想着怎么作秀，怎么给自己捞点政治资本更上层楼？

卧冰求鲤的孝廉，相鼠有皮的官吏！

更可怕的是，这种事情，这样的例子，竟然被记载下来了，当成了可以接受的政治手段，成为了后世这些『士大夫』的优良传统！

随后『党锢之祸』，为了清名而清名，为了对抗而对抗。皇帝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士族放个屁都是香的，即便是现在不香，后味也会香起来！

这就是失去了『礼』所导致的『情绪化对抗』的行为。

就像是后世的杠精，不管事实究竟真相怎么样，只是唯自我而论对错，对方说对的，一定要说错，对方说错的，必定要找出对的来。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个人的，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对抗，从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

世间人有的天生胆小，有的脾气暴躁，有的爱慕好色，有的嫉妒心重，形形色色什么都可能有，但是就是这样不完美的人，构建出了整个的社会，支撑起了整个的国家，但是要让这些不完美的人形成一个共同体，就必须要有最为基础的框架，也就是『刑』，而在『刑』之上，则是『礼』。

身为一个『士大夫』，本来应该考虑比一般的民众要更加的全面，不能像是普通百姓一样，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只发表自己的道理，而是要着眼于全局，代表着民众！而不是拿着最低标准的『刑』来衡量自身，表示自己没有触犯『刑』，就是无罪的！

孔仲尼哀鸣礼乐崩坏，后来的士大夫也跟着哀鸣礼乐崩坏，就像是如此这般，就能显得自己清高并且纯洁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些家伙切割了原本孔仲尼的语句，不仅是歪曲了『刑不上大夫』，就连后面半句话也给吞下肚，一点都不提及了！

这种行为对国家，对于百姓，百害而无一利！

更何况，这句话还被歪曲了不止是一层的意思……

在庞统宣读诏令之后，便是参律院的院正韦端出场。

韦端直着脖子，略微带着一些僵硬的姿态，宣读了最新出炉的《贪渎律》……

《贪渎律》整合了原本零散在汉律当中的关于公权力的相关约束，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针对于官吏的律法规定，并且还特别增加了对于官吏直系亲属的律法规定，明确官吏的直系亲属，也就是父母妻子所犯下的贪腐之罪，等同于官吏本身犯罪。

在台下的士族子弟齐齐吸了一口凉气。

第二条进行明确的是官吏之间，若有推荐关系的，因被推荐人犯罪，推荐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原本大汉律法当中也有，起初是为了灯都察举制度当中的漏洞，但是实际上执行的力度都不强，甚至根本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呵斥几声，然后举荐人痛哭流涕表示看错了人，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