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的全球网络，试图团结海外力量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通过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和思想，不断反思和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其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和素质提升对于国家变革的重要性，提出了“新民说”，强调要培养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精神的国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1912 年 10 月 8 日，梁启超自日本返抵天津，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梁启超的广泛周旋下，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俱进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 6 各政团合并组成民主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曾一度支持袁世凯，并出任司法总长等职务。但后来他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便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蔡锷等人策划了护国运动。

段祺瑞执政时期，梁启超也曾加入段祺瑞政府，但随着对政治局势的失望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他逐渐对政治活动感到厌倦。

晚年的梁启超逐渐远离政治舞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中。他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着作《饮冰室合集》也在这一时期完成，系统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

“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反对尊孔复古，讴歌民主与科学，对当时的社会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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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 56 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经历丰富而曲折，他始终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探索和奋斗。

1912 年，梁启超归国，拥护袁世凯统一，并于 1913 年出任司法总长。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策动护国军反袁。段祺瑞执政时期，一度出任内阁财政总长。

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梁启超反对袁世凯，与蔡锷谋划反袁，并亲赴肇庆担任军务院督军兼政务委员长。

张勋复辟后，梁启超一度出任财政总长。1917 年 11 月，梁启超随段祺瑞内阁辞职。

梁启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的教育理念既强调传统的道德品质培养，又注重引导子女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鼓励子女们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他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子女交流，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

梁启超共有 9 个子女，在他和夫人王桂荃良好的家风熏陶浸润培育下，个个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佳话。长子梁思成是着名建筑学家，1955 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次子梁思永是着名考古学家，1950 年 8 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五子梁思礼是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