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钟嘉义教授，跟史春雷在70年代就合作，而且合作了三年，几百个日夜同吃同住。

曙光电子厂还是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的实习单位之一，两人这么多年一直有往来，关系相当好。

但是钟嘉义跟刘鸿森不熟，于是又找到了李庆良教授。

李庆良跟刘鸿森住一栋楼，两家的关系相当好。

于是史春雷和钟嘉义找到了李庆良，李庆良再带着他俩去了刘教授家。

刘教授觉得这是个好事，于是跟老钱研究了一番，两个人去找了谭雅。

最后，谭雅给陈元生打了电话，这才带着他们五个来到这里。

这一圈虽然绕的很大，但都是“实在关系”。

最重要的，史春雷这个副厂长，是个实实在在搞技术的副厂长，在业内威望很高，他是真为曙光电子厂的发展着想，绝对没有拉来资金自己能贪多少那种想法。

而且曙光电子厂还是有不少技术积累的，破产了也确实太可惜，能抢救一下就抢救一下。

这几位教授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愿意帮个忙，牵个线。

陈元生对曙光电子厂有几个印象。

第一，曙光电子厂70年代研发的那款重达14斤的收音机，在80年获得过全国优质奖，在后世的20年代，那款收音机被收藏家们炒作到了一万块钱一台。

第二，曙光电子厂是2000年正式破产的，他们上马了一条VCD生产线，产线刚投产，VCD产业就崩溃了，其实是加速了厂子的破产。

第三，电子厂破产后的资产包，被卖给了一家专门处置这种资产的公司，在2006年，那块500亩的厂区，被地产商以每亩126万的价格拍走。

理论上来说，电子厂的包袱比二色织要小的多。

因为电子厂没有太多的贷款，没有重投资。

二色织要上进口的纺织机械，动辄千万。

电子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它的收音机、录音机生产线，基本都是手搓类型。

但是有一点，曙光电子厂是60年代的老厂，第一次扩建是在73年，职工年龄偏大，40岁以上职工占五分之三。